20世纪30年代，上海黄浦江畔夜色深沉，静谧苍茫……执行接头任务的中共地下党员韩慧英猝然被捕；与此同时，在石库门楼房中等待她平安归来的陈为人“度秒如年”，独自面对年幼的孩子和十几箱“极度危险”的中共核心机密文件。

转移！转移！转移！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他们步步惊心，要用信仰和胆识将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沪剧《一号机密》以惊心动魄的节奏，“再现”了一场围绕中共“一号机密”展开的地下斗争。

“一号机密”，即中央文库。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几乎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存储着党的早期记忆。

为了这座中央文库，在“远东第一大城市”，十几位中共党员隐姓埋名，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孤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前仆后继，甚至牺牲，在国民党、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腾挪隐藏，让近20箱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档案文件“毫发无伤”，最终在革命胜利之时“完库归党”。

这，是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险象环生的极致黑暗中，他们一诺千金守护“一号机密”，用生命写下绝对忠诚。

守护中央文库——一群“无名者”的使命

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徐强、李云、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有谁曾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他们如此迥异，唯一的相同之处——在党将保护中央文库的任务交托他们时，都慨然允诺，誓以生命守卫。

这些守护“一号机密”的无名者，是一群以什么“特殊材料”锻造的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史学界专家，试图从他们的讲述中，“复原”那场隐秘而伟大的接力。

2021年6月10日，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上，一处新式石库门建筑历时3年修缮，焕然一新对外开放，名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江宁路673弄10号，这里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最早的中央档案馆所在地。1927年到1931年间，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主要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阅办文件、开会，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郭晓静告诉记者。

1926年7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中央文库就设立在这里。从创设伊始，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档案库。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为保证安全，中央明确：文件和机关必须分离，地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的上海，中央文库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

1931年，受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当时应当收集和保管的文件资料范围、内容和如何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周详的规定。这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那个办法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

“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无数对未来之中国的美好憧憬，蕴藏在两个力透纸背的字中。

中央文库建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他直接指定张唯一为第一任保管人。

张唯一，何许人也？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对外身份是木器行老板，江湖人称“张老太爷”。

“其实张唯一生于1892年，当时只有30多岁，跟‘老’是不沾边的。但他非常沉稳，总是从容不迫、思想稳健、临危不惧，所以大家给他起的‘雅号’就成了‘张老太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鼎说。正是这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勇毅，使得张唯一成为守护中央文库第一人。

曾加入国民党左派的张唯一目睹了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行径，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唯一的夫人阿犁曾在《忆张唯一同志》中写道：“这时，革命形势正处低潮，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却毅然无畏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决心确是非常可贵的。”

在文书科，沉稳的“张老太爷”将这种决心化为秘密工作的细心和责任心。他主管中央文件保管处、文件阅览处，经手处理中央和各地的来往电报和文件，对送出去的文件做各种伪装，有时从外面带来的文件和纸条，他也要用药水去“洗一洗”，看看有没有密写的东西。有同志因工作需要搬家，他叮嘱其到弄堂口拆字摊去拆个字，为的是与群众选择黄道吉日做乔迁之喜一样，不被怀疑。

被周恩来“点将”，张唯一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双面人生”：白天乔装打扮，是出手阔绰的商人，晚上则钻到楼上伏案工作，一丝不苟。一旦有任何危险的信号，要带着十几大箱文件立即搬家，并且不被邻里怀疑。

保护中央文库，这是一项极其“孤独”的事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集会游行和其他活动，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定以生命相护，愿与文件俱焚！”

设立不久，中央文库就因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而陷入极大危险。

“当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要求立即携带全部文件转移。张唯一雇了黄包车，连夜把那么多箱文件分几次运到了自己家里，那是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孤独”在此时显现出“孤独”的价值。张唯一因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在他的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不久后，张唯一的工作日益繁重，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第二任保管人手中。

“选定保管人要求很高，首先他要绝对忠诚，其次在上海认识他的人越少越好。”徐建刚说，重任由此落在陈为人肩上。

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革命经历丰富，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久经考验，十分可靠。

“还有一点，陈为人在狱中受过重刑，染上严重的肺病，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在上海休养，没什么人认识他。”徐建刚说，保管文库的工作相对安静，也适合当时陈为人的身体情况。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也是中共成立初期就入党的“老革命”，两人是因假扮夫妻做工作掩护而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而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定，中央文库的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于是，夫妻二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们的上级正是“张老太爷”。

陈为人是湖南人，伪装成湘绣店老板，一楼开店，楼上则密藏中央文库。陈为人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唯一单线联系。

历史如果有镜头，会记录下这样的场景：夜深人静，陈为人在楼上守着中央文库，誊抄、修剪。他把原来厚纸上的字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空白的纸边都剪下烧成灰，放在夹弄的阴沟里用水冲掉——目的是尽量减少存放面积、缩小目标。时常，他还要把文件上下搬动，防潮防霉。

陈为人、韩慧英，他们正是沪剧《一号机密》的男女主角。在剧中，他们的名字被编剧改为“陈达炜”“韩惠芳”。他们同心协力，在领受任务时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

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文件体积由开始的20多箱“缩进”5箱。被陈为人“剪裁”过的、没有纸边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令人过目难忘。

几人青史得记载？姐妹接力铸忠诚

意外再次降临。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事发突然，曾设想的应变之策、示警信号都未能发出。“韩慧英被捕后反应很快，装作是农村妇女，十分害怕，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第一次登门，什么也不知道。”张鼎说。但韩慧英还是被国民党特务识破，被关进监狱。

狱中，张唯一、韩慧英受尽酷刑，守口如瓶，对党的秘密不吐露半个字。单线联系再次保证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没有人知道中央文库的下落，而这也让陈为人彻底“与世隔绝”，成为一个人的“孤岛”。

对当时的境况，徐建刚连说几次“简直不可想象”。“所有与党组织的联系都在妻子身上，他自己没有接头人。按照约定，韩慧英超过时间没有回来，陈为人就要带着中央文库立即搬家，他要找大的房子才能放得下那么多箱文件，但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家里还有三个未到学龄的孩子。”

陈为人当机立断，带着孩子和文件独自撤离。由于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无法在上海找到保人，他不得不花高价在上海的高档住宅区租下了一栋二层小楼，每月房租30大洋。湘绣店老板摇身变成了木材行老板。而实际上，为了给中央文库提供掩护，陈为人已耗光所有经费，每日和孩子们食不果腹。

沪剧《一号机密》中如此演绎这段故事：“这家中，一号机密深隐藏；两万件，中央文库二十箱。我受党指示守护它，承诺人在文库在、守待凯歌扬，哪怕是……忍辱负重、吃菜咽糠、默默无闻、身形俱亡！”

坚持了一段时间，山穷水尽的陈为人无奈给韩慧英在河北老家的妹妹韩慧如写信，称慧英病重，请她去上海看望。

赶到上海，韩慧如在惊诧中明白了一切。她在回忆中记述：“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的日子。”

“一到他家……最小的女孩那时已经一岁多，还睡在摇篮里，只会爬，不会走，身上穿的是抽掉了棉花的破背心。”“我担起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以后连我带到上海的钱也都用光了。”“为了凑钱按时交房租，维持这座楼，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但底层房间的摆设却不能多动，让外人看起来还像个家的样子。以后不仅是家具，连能卖的衣服都卖了。”

刚到上海时，韩慧如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在姐姐的影响下也早已心向革命。明白了姐夫的工作后，她接替姐姐，成为地下交通员，按照地下工作的方式，想方设法与党组织重建联系，每天出门去张贴有接头暗号——“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的纸条，有时倒贴，有时斜贴，盼望组织上发现了来联系。

“物理隔绝”中的文库保管人，隐藏在白色恐怖的黑暗之中，心细如发又异常机警。他们承受“孤独”，严守纪律，却始终乐观，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陈为人白天挨饿、晚上整理文件、四处奔走找党组织关系……只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韩慧如将她对陈为人的敬仰化为了对党的信仰：“在他的革命精神感染下，我以后也加入了党，决心像他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28岁、38岁……这是一份越来越长的“牺牲者”名单

1935年底，饱受敌人折磨的韩慧英出狱，辗转回到了家里。后来，外出教书谋生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而那时，党组织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已久。

接头人是中共情报系统上海负责人徐强，他与陈为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面。韩慧如记得，那天姐夫回家后很高兴，跟孩子们说，“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菜盘子都舔光了”。

真正让陈为人高兴的当然不是一顿饱饭。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让他放下了心头重担。但那时，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已不容乐观，党组织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转移到徐强家中，前者必须马上住院看病。

陈为人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但他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时常对家人说：“等病好了，我带你们回家乡看衡山去……和敌人斗了这么多年，难道我还斗不过病魔？”

1935年6月14日，陈为人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说明，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

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年仅38岁。

使命在共产党人手中接力。李云、周天宝、刘钊……一段时间内，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因党组织工作需要几经更换，文库也由此经历了几次相对密集的转移、迁址。

1942年，当时的中央文库保管人缪谷稔肺病日益严重，党组织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那年夏天，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为缪谷稔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们之间的地下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了，郑文道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同缪谷稔的单线联系。

中央文库再度遇险！

而这一次，刚满28岁的郑文道付出了生命代价。在日本宪兵押送他的途中，郑文道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负伤的他被关押到病房，被敌人严加看管。

一周后，郑文道出病房受审，他再次趁敌人不备跃窗跳楼，壮烈牺牲。在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历史波澜中，28岁的郑文道也许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模糊的侧影，但他的死无疑“重如泰山”，上海同济大学的校园烈士碑，镌刻着他的名字，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

中央文库就这样化险为夷——敌人一无所获，“一号机密”依然安全。

“将来”终于到来！“一号机密”完库归党

陈来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央文库保管人。从1942年7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接管文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上海的街头巷尾遍布日伪宪兵、特务等明岗暗哨，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那么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

“陈来生想了一个办法，‘小鱼钻网眼’，发动自己所有的家人，父亲和弟弟妹妹，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文件，装作是小商贩，把文件藏在竹篮、面粉袋里，走小路，在弄堂里七拐八拐，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徐建刚说，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蚂蚁搬家”，才将中央文库安全转移到新址。

后来，陈来生又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

“面坊主”陈来生家的阁楼里，空间逼仄，墙壁却格外厚实。原来，陈来生把中央文库的档案文件沿着墙壁从地板一直堆到顶棚，外面钉上一层木板夹墙，墙上又糊着报纸伪装掩饰。

“为了守护中央文库，陈来生用光了全家的钱。开面坊也不光是伪装，他真的需要挣钱。因为当时组织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需要他自己解决。”徐建刚说。

在那之后，陈来生又曾几次转移文库，守护文件安全。

党中央也始终没有忘记上海的这批中央文件，1943年，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陈来生根据中央要求，选取了部分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等文件，复制后通过华中抗日根据地，送往延安；1946年，陪同周恩来一起到南京、上海参加国共谈判的刘少文，曾利用特殊身份，把中央文库转移到延安，首批5000份文件，由刘少文经南京、西安再转运至延安，因国共谈判破裂，余下的文件继续静静保存在上海。

……

经历近20年的漫长接力，历史的时钟终于拨到了1949年。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胜利时刻！18年前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圈点过的两个字，在这一年变成了现实。这两个闪闪发光的字就是——“将来”。

将来！将来！即使在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刻，这两个字也熊熊燃烧在张唯一、陈为人、李云、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他们的胸膛里，化为守护“一号机密”的信念与勇气。

1949年5月27日，红旗漫卷、上海解放！

4个月后，陈来生将其保管的约15000份文件交给中共上海市委。这批由中共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的文件，历经风风雨雨，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这没有半点损伤，是十多位共产党人，用信仰和生命谱写的接力赛。

至此，“一号机密”完库归党。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在这份电报上，仍能看到“有功的人员”处原写作“有功的同志”。这处修改，由毛泽东亲笔做出，意思明确：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全部文件运往北京，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如今，它们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它们是——党中央各种（届）会议记录、决议案，党中央给各地（级）的指示及各地给党中央的报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央给各地（级）在党务、组织、工运、农运、兵运、妇运等各方面的文件和档案，党报、党刊，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遗墨、遗嘱和遗像等物……这是极其珍贵的史料，是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队伍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

2021年，沪剧《一号机密》登上舞台，剧中的唱词这样写道：“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不息肩。人在文库在，守尽风雨唱凯旋。”

道义争担不息肩、守尽风雨唱凯旋！让我们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在至暗的夜里披荆斩棘、降妖伏魔；他们历经孤独与困苦，用生命为中国点亮一盏叫作“将来”的明灯。（记者孙丽萍、郭敬丹）

（鸣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