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勤（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山海情》的题材与主题之宏大，毋庸置疑。但正如该剧总编剧高满堂所言，好的主旋律作品，一定是先有意思，再有意义。《山海情》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在宏大主题的框架之下，既组织了富有戏剧冲突的叙事，又呈现了充满现实质感的人物和细节。

编剧很擅长用大大小小的冲突来增强可看性。移民与脱贫这条主线，从一开始，移民逃跑的难题就被“甩”到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马得福面前，在动用了老父亲、老支书的种种“人脉”和“权威”之后，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紧接着，移民户数不够通电要求、用水困难、种蘑菇缺乏启动资金、丰收后市场饱和……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横在他和村民们面前，一条脱贫致富路可谓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从而把宏大的主题演绎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让扶贫故事不再是模式化的扶贫干部带来新理念、新技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困难与克服困难，观众们也更能体会扶贫工作中的不易与艰辛。

支线情节同样冲突迭起：有上一代死守故土与下一代努力逃离的代际冲突，有表现为语言隔阂与观念差异的地域文化冲突，还有必不可少的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接地气而并不鸡毛蒜皮，相反，这些支线冲突都在为主题服务，把抽象的理念具体化、场景化，把扶贫更要“扶智”和“扶志”的深刻内涵植入起承转合的剧情，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伴随着精心架构的剧情，是富有乡土气和烟火气的人物。从精明的马喊水、“刺头”的李大有，到逐渐成熟的马得福、性格柔韧的李水花，再到说不好普通话的福建援宁干部陈金山、带着知识分子脾气的凌一农……宏大的主题借由一个个平凡人物的故事娓娓道出，让伟大的历史进程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没有廉价的卖惨和煽情，而是在写实性的艰难生存中，去展示人物乐观诙谐的生活态度和坚韧顽强的精气神，从而牢牢地吸引住也许是无意中打开电视或进入网络播放平台的观众。当然，扎实的生活细节（比如第一集在李大有家中，作为小辈的马得福只能坐在小板凳上，那稚气未脱的坐姿表明了他的年龄和心态）、逼真还原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服化道、整体高水准的演技、甚至原声版中的方言对白，无一不是加分项，为该剧打造出细腻的现实主义质感。

石华鹏(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电视剧拍摄制作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综合各艺术门类、各工种，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智商情商和世道人心，与我从事的文学工作相比，它综合得多、复杂得多。所以，对于演员表演拿捏如何？导演的艺术水准和调度能力如何？画面拍摄效果如何等等话题，我愿意尊重各类专家的看法，免得把热闹当成门道看。

我只是从文学角度来谈谈《山海情》。

一部电视剧的文学性如何，将直接影响这部剧的艺术性。可以说，文学性是电视剧的魂。所谓的叫好又叫座、口碑和收视率俱佳，其中的“叫好”和“口碑”指的就是艺术性的高下，文学性高的剧艺术性也高，很多不叫好、口碑不佳的剧，真正原因在于文学性欠缺。

追着《山海情》看过之后，我以为《山海情》是一部文学性较为突出且达到了一定高度的剧，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小人物，大形象。主角马得福，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农村出生，农校毕业，借用到扶贫办，虽说端了国家饭碗，还是一头扎进贫困的山村里，风里来，灰里去，一干就是许多年。马德福是一个低到尘埃里，普通到似邻村小伙子的小人物，但是随着剧情推进，这个小人物慢慢变成了大形象——踏实肯干，不怕吃苦，不达目的不罢休，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对工作和生活充满激情，对扶贫事业尽心尽力尽责，对福建来的扶贫干部情感真挚，热心支持。马得福成为年轻扶贫干部的成功典型。此外，还有陈金山、凌一农、白麦苗等人物，形象丰满，个性突出，从生活中走上屏幕，由一个个小人物变成大形象，让观众既感亲切又有艺术的感染力。人物塑造成功，是《山海情》的重要艺术收获。

二、小切口，大视野。从一条小道出发，往往能走出宽阔大道。《山海情》的故事从小处打开切口，从三个层次展开故事，最终呈现了一个具有开阔大视野的闽宁协作扶贫故事。故事从马得福移民工作遇到困难，李水花被迫嫁给安永福开始，矛盾冲突一下展开，吊庄移民工作“去”与“回”的工作冲突，李水花与安永福的“嫁”与“不嫁”的情感冲突，再加上年轻一代马得宝、白麦苗向往山外的世界，要出去“闯一闯”与“不让出去”的成长冲突，三种冲突让剧情的吸引力大大加强。当故事推进到福建协作帮扶队伍进驻，闽宁村建设的大幕开启，《山海情》宏大的叙事视野与一个国家的脱贫攻坚叙事连接起来，于是这部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也彰显出来。

三、小细节，大精神。一部剧的宏大叙事和宏大精神是在无数动人的小细节、小情感中集聚起来的。《山海情》写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就是闽宁两地的干部群众在苦难面前不屈服，不放弃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山海情》也写出了一种动人的情感，就是在多年的对口帮扶中，闽宁两地的干部群众建立起了如亲人般亲切、如故乡般亲近的深厚情感。这种精神和情感细腻而真诚，感染和打动了许多人。

就如同每一滴水都带来大海的讯息一样,透过《山海情》这一角的扶贫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州大地上进行着的脱贫攻坚的国家叙事和中国智慧;就如同吹来的每一阵风都捎来远方泥土的讯息一样,粗犷质朴的“西北风”与温润热情的“东南风”交汇融合,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闽宁两地协作交往的共赢局面和深情厚谊。从这个角度来说,《山海情》是一部具有浓郁情感力量和丰富现实意义的对“闽宁模式”的见证之作和总结之作。

黄莱笙（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省评协副主席，三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追剧《山海情》，反思创作规律，感慨于“题材选对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

作为文联人，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如何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时代性是文艺工作的重要讲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品佳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历史经验表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这是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山海情》回应了这个规律。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值此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望来时路，以人民为中心是一条红色主线，其中，在地球上的人口大国消灭贫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类壮举。无疑，这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山海情》所取的，正是这样一个题材。

“西海固”是一个很诗意的名称，可是，贫困却完全消解了诗意，直至另一个诗意名称的出现——“吊庄”，把一个村庄吊起来，放到另一个境域去，迁建在希望的田野中——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得以出现。当然，“吊庄”是宁夏扶贫工程的移民用辞，特具诗歌的意象功能，其间折射的人性光芒闪闪烁烁。简单一些说就是，福建与宁夏合作扶贫工程，把西海固大山里的百姓移民到黄河边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上，建设了闽宁镇，打了一场脱贫攻坚战。但是，假如《山海情》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扶贫故事的讲述中，它所涉及的则只是新时代的表象。可贵的是，《山海情》并不满足于事件的普通演绎，而是通过环环相扣接连不断的冲突呈现人物内心世界，展示芸芸众生向善向上的心灵，揭示闽宁两地扶贫干部无私为民摆脱贫困的崇高精神世界，讲述的不只是扶贫，更是扶志和扶智，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山海情》正是在这样一个艺术境域上，从物质贫困的外表深入到精神领地，以鲜活的灵肉融入新时代特质，彰显了作家艺术家“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风华。作品的成功是对应于所在时代的精神而言的，所谓题材的选对，就是《山海情》这样的融入。

同时，作品成功的另一半，则是在题材开掘之中，对人物塑造、情节组构、艺术言语等要素的独到处理，在时代性的基础上，导入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的艺术创作经典手法，用“高峰”来处理“高原”。《山海情》在题材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给人以创作规律的诸多可圈可点，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