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前来出席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10月10日,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出席会议。这是会议正式开始前,温家宝、李明博和鸠山由纪夫在人民大会堂握手合影。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近年来,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小多边机制的建立和成长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发展。中日韩合作就是一个新颖的小多边机制。从其起源来看,它本来是更大范围的东亚合作的产物,是在东亚区域合作的母体内孕育产生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各国及中日韩领导人开始举行定期会晤,“东盟+3(10+3)”机制逐渐成型和发展。东亚各国领导人每年一度聚首磋商,从而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会晤机制提供了可能。1999年11月,三国领导人在马尼拉出席非正式早餐会,举行了首次会晤。在2003年10月第五次会晤期间,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联合宣言确定三方将在十四个领域开展相互合作。此后,中日韩合作在所有十四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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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会晤机制是在“东盟+3”这一较大机制下建立的小机制,因而在头八年间,三方会晤均是在东亚领导人会议的举办地即某个东南亚国家进行,因此至少形式上并非那么自主和显眼。去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会晤首次在三国中的某一国(日本福冈)举行,未来也将在三国之间轮流进行,这是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成长过程中的又一重要标志,因为它从一个孕育了它的更大的机制中独立了出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成为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多边机制。
然而,组织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该机制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分离,或另搞一套。实际上,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区域合作紧密相连。过去,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矛盾和竞争,东盟获得了较大的作用空间,以主办、倡导、提议、牵引等方式在东亚地区主义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但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联合体,经济上力量较弱,在东亚13国的经济总量中只占一小部分。在政治上,经过两次金融危机冲击后的东盟,内部凝聚力有下降之势。由于各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也已不复有当年威望高、号召力强的领导人。因此,在实践中,由东盟这匹“小马”来拉东亚合作这一“大车”难免力不从心。近年来,随着这一合作进程的深化,东盟要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就明显呈现出了疲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和资源不足,而这又跟东盟内部凝聚力不强相关。
与此相对,中日韩三国GDP占东亚经济的大半江山,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意义绝不会局限于三国之内,而是必将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个进程和东亚地区主义的进一步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这体现在如下四点:
首先,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均十分重视本地区在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位置,随着最近日本政局的变化和新内阁的上台,鸠山新首相等日本领导人初步展示了重视亚洲、重视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方针和姿态。在这一条件下,中日在建设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交集有可能扩大,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摩擦和疑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这对于东亚合作的推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极为可观,通过相互合作联系起来,在区域整合问题上形成较稳定的共识,将能够对整个东亚合作产生巨大的牵引作用,从而克服东盟的不足,弥补其弱点,使“机车”的动力得到加强。这一点,从今年早些时候确定的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出资比例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中,中日韩三国出资比例为80%,东盟十国则为20%。
第三,中日韩合作将带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进程,使之得到推进。多年来,东北亚区域合作一直障碍重重,进展缓慢,其中有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中日韩关系的紧密化为东北亚地区合作带来了新的曙光,诚非虚言。尽管这一新机制的名称中没有“东北亚”字样,但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力量最强的三个国家,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必将带动其他东北亚国家以及次区域合作的实际推进。
最后,在金融、贸易、环保、能源安全、旅游等众多领域,中日韩三国可以在东亚合作中各展其长,而不是相互抵消力量。比如在金融合作方面,日本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中国人口众多,日本也有一亿多人口,东亚旅游业存在很大潜力;在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方面,日本走在其他东亚国家的前面,这方面的取长补短也大有文章可做。
总体而言,只要中日韩三国能够从其共同利益以及本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假以时日,这一新兴的小多边机制必将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任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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