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信念感永不过时
《我要我们在一起》聚焦现实爱情，真实再现了爱情中不可避免的困境：年少时不以为然的物质条件，却成了爱情最难迈过的坎儿。吕钦扬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到自己的公主，但现实的阻碍却难以逾越；凌一尧在最美的青春年华无畏地爱着，但未来的柴米油盐又会是新的阻碍。
故事放了八年之后，当初的男女主人公感动过读者的爱情，还会令现今的年轻观众心动吗？陈国富认为，八年前爱情面临的现实难题，在当下，仍然在考验着相爱的人们。电影中这段理想化的爱情，正是最初打动他的原因：“如果没有理想化，那我为什么要拍爱情故事呢？这份理想化正是打动我、让我想拍的原因，我还是相信，以往、现在和未来，每个人都还是对理想有一丝执念，虽然这份执念会不停受到冲击考验。你可以无限放大冲击和底线，但也可以回观我们共同分享的信念感，不同人承受冲击的临界点不同，可能有些人的信念感很快就瓦解了，但一定的理想化还是有必要的。”
陈国富表示，在拍摄的漫长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过多在意票房这个问题，这对一名监制而言，可能是没尽到责任：“我在意的是有没有捕捉到原帖的尘土味，主人公是不是真的在尘土里谈恋爱，而不是飘浮的理想化爱情。这期间团队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会说吕钦扬如果活在现在，他会不会开网店？如果这么想的话，那我原来想捕捉的那种感觉就不成立了。现在我们还会看到快递小哥、建筑工人，他们还是很大的群体，不能说因为他们不进电影院，所以我们就不拍他们的故事，这个观点我不苟同，不符合我的创作理念。”
陈国富更想解决的问题，是影片是否给了观众一个完整的爱情体验。因为原帖的结局就是三种可能性，提及改编，陈国富透露，“我看了很多文本，好几种不同的尝试方向，结局也是天南地北的差异。做试片调研时，也有很多关于结局的疑惑。你不能说原帖就是有三种可能性啊，这种说法对影视创作者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不一定是喜剧、悲剧、虚构的假想的圆，但是总归要有个闭合，你得有个说法，让观众离开影院时觉得是完整的体验。”
问及陈国富担任《我要我们在一起》的监制，除了剧本改编、选择导演之外，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陈国富笑说：“好像每个环节我都参与了，但是也可以说，我好像也没做什么。我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提问题，提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对导演、编剧、演员、剪辑、配乐……每个主创环节我都提问题，我不常出现在片场，但我会一直检查，反省。”
陈国富表示，《我要我们在一起》这种爱情题材，“如果以后碰到，我还是会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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