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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三十年国剧旗手和门面担当

2018-11-13 09:41:57 李夏至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段马水   我来说两句

1990年,我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播出,导演郑晓龙时任监制、总策划;

1991年,郑晓龙和他的同事们策划拍摄25集系列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开创中国室内情景喜剧先河;

1993年,郑晓龙与冯小刚联合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第一次正面反映上世纪末的“出国潮”,成为一时经典;

1999年,郑晓龙担任出品人的《一年又一年》,被喻为继《渴望》后又一部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力作;

进入新世纪,一批由郑晓龙担任出品人、总策划或执导的优秀国产剧,屡创收视口碑新高,包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包青天》《永不放弃》《结婚十年》《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春草》《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急诊科医生》等,《甄嬛传》更是创下北京卫视近十年来国剧重播率最新纪录。

“郑晓龙导演”,是国产剧领域当之无愧的一块金字招牌。入行近四十年,影响行业近三十年,作为国剧旗手和门面担当,他的作品每每与时代变革遥相呼应,他的个人命运也与国产剧的发展演变紧紧相连。

从无到有

酒店里攒出《渴望》剧本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前,郑晓龙其实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都部)农村部的一名记者。

尽管拥有一份铁饭碗,在外人看来已经吃穿不愁,但他还是觉得“戴着校徽去上大学是一件非常牛的事儿”,于是不顾家人的不解,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数学不好放弃了这个科目,仅凭借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考到了330多分,进入北京大学分校就读。他的妻子、日后成为亲密战友的编剧王小平,则是1977年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本部就读的,“现在说起来,她还是我师姐呢。”郑晓龙回忆起过往时脸上带着笑意。

1982年从北大毕业后,郑晓龙选择回原单位就职,但彼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广播电视局,局里增加了一个电视台,还增加了一个电视艺术中心。“当时的台长问我愿意去哪儿,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期间还发表过小说和电影剧本。我就想电视艺术中心是搞电视剧的,搞文艺创作的,至少它和我的专业比较接近。”

1982年底,郑晓龙正式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下称“北视中心”),但在入职后却发现,中心没有几个人知道“电视剧”到底为何物。彼时,国产剧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刚刚起步,1981年由王扶林导演的《敌营十八年》在春节播出,掀起极大反响,是第一部中国内地制作播出的长篇电视剧。随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游记》《红楼梦》等剧都由央视主导制作,地方台的电视剧制作力量则相对薄弱。1990年后,电视剧渐渐成为电视台工作的重心,内容也逐步多样化,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大古装、武侠剧、红色经典、公安题材、反腐题材、都市家庭剧、青春偶像剧陆续出现。

“当时中心的同事像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等都是来自各个电影厂的。”郑晓龙说,国内电视剧刚刚起步,大家并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完全凭感觉去摸索,处于一种有点迷茫又在不停探索的状态。

1988年,郑晓龙与活跃在北京文坛的青年作家陈昌本、郑万隆、王朔、李晓明住进蓟门饭店,他们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琢磨要讲一个女人的故事,“传统的美德在这个女人身上都要有,再将各种磨难放到她身上。”每个人发挥想象讨论,用现在惯称的“攒剧本”的方式,最终聊出了《渴望》剧本。

《渴望》一播出就受到了全民追捧,“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成为独特的时代记忆。该剧的开播与北京三环路开通一起,被列入当年北京市三件大事之一。这部苦情电视剧塑造了一个具备中国传统女性优秀特质的刘慧芳,同时还融入了宋大成、王沪生等一代都市人的鲜活形象,写活了普通人的命运。

1990年底,北京影视界、新闻界、评论界100多人出席《渴望》座谈会。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汪岁寒表示,《渴望》剧组找到了当下人民的审美理想,“与其说观众爱《渴望》,不如说他们是在呼唤生活中的善良、友爱、温情和真挚。”正是从《渴望》开始,郑晓龙带领北视中心走上正轨,关注老百姓生活情感需要,为普通人树碑立传,也成为后来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上的重要理念。

一穷二白

靠植入广告支撑拍剧

郑晓龙进入北视中心没几年,就成了中心的副主任,他自己调侃说可能还是“业务能力比较强”。北视中心虽是国营单位,但郑晓龙除了主抓业务,同时也要兼顾经营,这意味着中心一百来号人的吃喝问题都要靠他来解决。

“北视中心那时候是差额拨款单位,财政一次性拨付全年经费,但算下来只够发五个月的工资。”剩下的七个月工资怎么发,员工的福利待遇怎么给,包括拍电视剧的费用怎么来,郑晓龙说其实都得自己想办法。据他回忆,他后来正式当上中心主任的那一年,中心还欠几百万元外债,为了躲债主,一听说对方公司来人就赶紧让员工们关灯,“假装没人上班,躲着人家。”

1991年,郑晓龙开始策划拍摄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中间遭遇资金困难,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矿泉壶公司的出现,解了燃眉之急。熟悉这部剧的观众可能还记得,第五集里余德利神神秘秘地从外面抱回来一个矿泉壶,还告诉牛大姐这是专门喝矿泉水的,“这玩意儿少喝,喝多了打嗝”,广告植入得合情合理又很自然。

仅仅依靠植入广告还不够,1993年筹拍《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的父亲从三九胃泰药厂拉来了50万元赞助费作为启动资金,最后又以固定资产作抵押担保,从中国银行借到150万美元,才维持了海外拍摄的高昂费用。在美国拍摄期间,整个剧组十分节俭,40多人的剧组分两拨住在一栋别墅和山下的酒店里。为了省钱都在别墅里做饭吃,制造的生活垃圾也多,后来因为乌鸦翻垃圾桶被周边邻居发现而报了警。“美国那边有规定,一个住所不能住太多人,别人怀疑我们是非法居住,就把我们给告了。”郑晓龙回忆,那时候国产电视剧还是草创初期,不像今天有很多热衷投钱的机构和公司,“没有什么‘金主爸爸’,更多的就是餐馆老板、做服装生意的,后来有一些是煤老板。”

《北京人在纽约》除了在制作经费上全额抵押贷款150万美元,还开了特例,剧组首次自行洽谈广告经营事宜,完成了一次相对完整的经济运作,也被视作国产电视剧商业化的一次星星之火。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北京人在纽约》是央视出品,导致央视广告部门口特别贴了一张纸条,“《北京人在纽约》播出片前广告不在此经营办理。”

时任制片主任的刘沙曾对媒体回忆,《北京人在纽约》还拉来了美国的广告订单,但一开始与美国广告客户接洽的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拿出广告刊例和项目资料后,收到的多是对方质疑目光。”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一次交谈中才得知,对方因为他们报价过低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电视剧《渴望》团队,“《渴望》收视率92%,观众超过5亿,为什么广告报价这么低?”刘沙说,后来他们在报价后面加了一个零,对方竟一口答应,马上签下合作协议。

考虑市场

但不能脱离生活和人性

今年10月份举行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北京论坛,推出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40部经典电视剧”片单。在这个片单上,郑晓龙导演或策划的作品有五部上榜,分别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金婚》和《甄嬛传》。从1990年的《渴望》算起,时间跨度长达28年。

很多人说郑晓龙的每一次创作都卡在了时代发展的节点上,但他并不同意。在他看来,卡住时代发展的节点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并非主动为之的艺术创作。尽管作品类型覆盖各种题材,但对郑晓龙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一以贯之,并始终考虑要为普通老百姓提供合格的艺术产品。

郑晓龙说,优秀的文艺作品其实脱胎于时代,反映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文化氛围。即便是今天被大家认为反映了传统女性优秀品质的《渴望》,在播出当年其实还遭到过全国妇联的批评,认为刘慧芳“不是一个新社会的妇女”。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更是在播出前后都遭遇各种阻力。但事实证明,这部充满了知识分子插科打诨和讽刺的作品常看常新。

关于《编辑部的故事》能够顺利播出的故事,郑晓龙已经反复讲了很多遍。

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去北视中心视察。郑晓龙使出了自己的“老伎俩”——越级汇报,他趁机询问李瑞环是否看过他们送过去的带子。“带子我没看,但是我请我们办公厅的年轻人看了。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他们打篮球,问他们看了以后怎么样。他们说非常好,又很逗。我想办公厅的年轻人水平够高吧,他们都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正是这种来自高层的肯定,才最终让《编辑部的故事》与观众见面。

进入北视中心十年后,郑晓龙成为中心的一把手。这之后,中心又先后出品制作了一批在国产剧发展史上留下烙印的优秀作品,如《阿郎在北京》《少年包青天》《永不放弃》《幸福像花儿一样》……

从2003年起,民营资本开始被准许进入电视剧制作领域,制播分离进一步深化,一批民营影视制作公司迅速崛起,一系列广电政策的出台也加速了电视剧产业发展。同年,中国电视剧产量突破万集,此后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剧大国。

而郑晓龙也开始思索如何在市场大潮中同时保有艺术创作的水准。2007年,由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金婚》播出,一改过去家庭伦理剧婆婆妈妈的狗血路线,故事充满人情味儿。有评论家认为,剧中用平常、琐碎的生活展示了对亲情、爱情等美好情感的坚守,作为现实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作,社会意义不亚于当年的《渴望》。

“我们今天总是谈现实题材创作的回归,其实真正应该回归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郑晓龙看来,《金婚》后出现了大量同题材作品,后期家庭情感剧走向狗血,都市生活剧变得悬浮夸张,都是因为创作者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他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艺作品,当然需要考虑市场,但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性,而是要回到艺术创作的本质上,“深入人的生活,深入人性,深入了解人,你才能写出人的故事,才能写好人的故事,观众才会有人性方面的共鸣,时代才会留下这样的作品。”(北京日报记者 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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