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光明日报通讯员 魏娜

“机掩吴淞月，炮掀黄浦波，发扬我民族英威，扫荡敌人侵略的罪恶……”在上海市宝山区吴淞口淞沪抗战纪念塔下，刻在浮雕墙上的《淞沪战歌》铿锵奏响81年前那个英勇壮烈的抗日故事，记录着那段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

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的主战场都在宝山，如今位于临江公园内的淞沪抗战纪念馆就在当年的遗址上建成，这里也是“姚子青营”壮烈殉国之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告诉记者，为了纪念英烈，2015年，临江公园正式改名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作为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对淞沪会战这段历史极其熟悉：“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全民族抗战中一场重大的战役，历时3个月，战役用时间赢得了空间，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基础，保存了力量。经过3个月的充分准备，战争为上海和华东沿海地区工业的内迁，物资、设备和企业机构的转移争取了时间，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和必胜的信心。”

宝山是上海的门户，地处长江出海口，地势平坦，联结京沪铁路，又是港口必经之路，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要阻止敌人进入必须在此严防死守。年仅28岁、时任国民革命军营长的姚子青率部600人，面对日军2500人在坦克、飞机、舰炮配合下发起的进攻，浴血鏖战守卫宝山，最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为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英烈和同胞，2017年8月12日晚，在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淞沪抗战纪念公园胜利广场首度举行了淞沪塔亮灯仪式。淞沪塔下，一台综艺纪实评话《抗日英烈姚子青》在胜利广场首演，吸引了近千名观众观看。

“看史料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存放在家里的史料上都是泪痕。”年过七旬的评话艺术家朱庆涛是该剧目的创作策划者和主演，为了还原历史，朱老历经4年，八易其稿。“我要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讲述抗战的故事，告诉他们没有前辈的英勇献身，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让英烈精神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这就是我的责任！”

警示钟声响彻这片曾被抗战先烈鲜血浸染的大地上，寄托着人们对逝去先烈的缅怀之情。唐磊介绍说：“2015年纪念馆改建，与公园形成了馆园合一、文绿结合的模式。近两年来，观众流量成倍增长，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纪念馆还开展了“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81周年徒步大赛”“一·二八淞沪抗战图片巡回展”等活动，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继承和发扬先烈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我出生在宝山，成长在宝山，当我走进淞沪抗战纪念馆，深感英烈抗战的不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们应珍惜和平岁月，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我们应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淞沪抗战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参观者的感悟和决心。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2日 07版）

央视网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崔崑是我国的金属材料专家。他一生矢志于祖国的钢铁材料事业，为我国特殊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也被人称为“钢铁院士”。90多岁的他，仍在用坚韧不屈的品格、赤诚报国的雄心默默地奉献。

1960年，崔崑从苏联学成回国。当时，新型高性能模具钢是我国工业生产急需品，但无力自主生产，每年需动用大量外汇进口，且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崔崑：含铬12%。那么这种东西它虽然是耐磨，但是很脆，因为它含铬很高，里面很多硬的颗粒，很大，非常容易断裂。而且这个铬又是我们国家所缺乏的。所以我们就搞一个低铬的，同时又耐磨，这样一个模具钢。我用别的耐磨能够生成颗粒的一种东西，钨和钼，当时的钨和钼是我们国家富有的一种元素，再加点钒，我们就做。

让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模具钢

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高性能模具钢谈何容易。当时，我国研究模具钢的实验室基本上是空白，买不到的设备，崔崑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做，比如感应熔炼炉、盐浴炉，这都是研究模具钢必须的设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崔崑：用这个炉子我最担心的什么呢？一个是温度要准确。温度不准确，相差十度的话它的性能就不一样。第二个我的担心怕出事故，因为这个盐浴炉一碰到水就爆炸，所以我就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必须亲自去。

经过反复试验，新模具钢的含铬率由12%降低到4%，制成的模具寿命比旧有模具增加了一倍以上，打破了国外垄断。

艰苦不止在实验室。上个世纪80年代，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崑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赶往各单位试用。那时，崔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跑，他的足迹遍布全国。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谢长生：交通不便，不像我们现在一出去高铁、飞机，那个时候硬座可能都买不到，有可能买站票走了。

严谨创新，崔崑先后研制出10种新型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

坚守初心不改 高龄奉献余热

近20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科技工作者急需一部全面反映特殊钢发展的书籍。2006年，81岁的崔崑开始撰写《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一书，这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全书耗时六年，达200万字。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柳林：你想年纪大了以后，写字，眼睛也老花，看东西不清楚，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字他一个个地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自己把那个图片导进去，在那个上面进行修改。

2013年，崔崑与夫人商量，决定将全部积蓄捐给学校基金会，成立“勤奋励志助学金”，用于资助品学优良经济困难的本科生，每人8000元，至今已有一百多名学子受到资助，预计可资助贫困学生500多人次。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崔崑：解放以后我们国家完全是走向富强的道路了。我们入党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国家的新的变化，只有跟着共产党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所以入党我认为是当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自然归宿。共产党人应当是多做贡献，对我们来讲就是能够尽量地多做一些事情，多帮助一些别人。

新华社长沙11月18日电（记者周楠）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先烈涂正坤的英勇事迹多年来被广泛传颂。

涂正坤，189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军失利后，他带领参加起义的平江农民暴动队员转移到平江东部连云山一带打游击。1928年2月，任中共平江第四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党代表。

1928年7月，涂正坤率游击队策应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参与创建红五军和开辟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先后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中共平江县委书记。1930年5月，率领全县游击队、赤卫队及工农群众10余万人，支援和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1931年9月，涂正坤出席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常务委员、财政部长，后曾代理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3年至1934年，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军区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作战分区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涂正坤受命留在湘赣边苏区，与傅秋涛等人率领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1937年2月，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派人到湘鄂赣省委，传达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涂正坤与傅秋涛按中央要求，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底，中央决定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序列，由傅秋涛率领开赴江南抗日前线作战，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特委书记，留在后方坚持斗争，任新成立的新四军平江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主任。

涂正坤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同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平江留守处其他同志一道，全力投入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一方面迅速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发动人民群众支援抗战、参加抗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反动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秘密包围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隆重追悼涂正坤等烈士。会场正中悬挂着中共中央的挽联：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涂正坤被杀害后，他的妻子朱引梅和儿子涂明涛在乡亲们的全力掩护下才得以逃出虎口。涂明涛今年82岁，常常教育子女一定要遵纪守法，要时刻牢记自己是烈士后人，发扬革命传统。

“我为我们家有这样的先辈感到骄傲和自豪。”涂重阳谈起爷爷涂正坤时表示，自己会秉承先辈遗志，将所有热情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坚定信仰，担当好新时代的使命。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9日 04版）

“置身繁华的现代化商业圈，耳边是东方红乐曲钟声，眼前是京汉铁路工人不怕流血牺牲冲破黑暗的斗争史料、实物，这样的历史方位感令人震撼，发人深思。”11月17日，乘坐高铁从河南信阳来到郑州购物的丁先生，专门带12岁的儿子登上了二七纪念塔。他说：“这段历史不能忘记。”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乃至世界劳工史上一次著名的斗争，因“二七惨案”的发生，被后人称为二七大罢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加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努力扶植中国的反动势力各霸一方，造成了军阀混战。仅1920年至1922年4月，直奉、直皖等各系军阀就先后3次开战，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盘踞在京汉线上的军阀以欺诈、胁迫等一系列卑劣的手段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的人身压迫和经济剥削。工人没有自由，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交会处，工人集中，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重要地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21年秋天，郑州开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列主义，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随之诞生，后来通过罢工斗争，京汉铁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6个分工会相继成立。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举行。当日上午，各个铁路分工会代表和各界来宾数百人会聚郑州，冲破反动军警层层阻挠，冲进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总会成立之后，为了争自由、争人权，经过秘密会议研究，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

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总工会一声令下，郑州铁路工人首先拉响了罢工汽笛，揭开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序幕，全路工人开始了大罢工。面对总工会罢工宣言提出的条件，吴佩孚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开始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惨案中，林祥谦、施洋等被杀害。

“这些斗争，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1939年，毛泽东在“二七”纪念大会上说。1963年，董必武为纪念“二七”题诗赞道：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

郑州二七纪念塔纪念馆，坐落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广场，馆内陈列的实物、图片、文字等资料，还原了历史，展现了京汉铁路工人爆发出的工人阶级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从“没到过二七塔，就等于没去过郑州”，到见证现代化商业圈的兴盛，郑州二七纪念塔，牢守城市发展的中心，延续着一座城市的标志与灵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塔。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金康说，“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这次大罢工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京汉铁路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捍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其叱咤风云的革命气魄和同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献身精神，发挥了极为卓越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罢工斗争中的骨干核心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七大罢工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跟党走的历史典范。”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及红色教育基地，郑州二七纪念馆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多种形式，向广大青少年大力宣传二七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教育小分队经常下社区进学校进行巡回展览，举办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还面向社会各界不间断地开展以缅怀先烈，祭奠英魂，感恩前辈为主题的系列教育和纪念活动。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首次登上政治舞台。”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说，“二七历史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牺牲、奉献精神，彰显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公平正义，勇于反抗黑恶势力和残暴统治的拼搏精神。二七精神延续并充实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也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9日 04版）

在河北保定市清苑区冉庄村，始建于1959年的冉庄地道战纪念馆静静地坐落在这里。近几年，每年约有150万游客慕名而来，聆听地道战的故事。

在约20万平方米的地道遗址保护区内，如今仍保留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环境的风貌。那些牲口槽、锅台和石头堡，以及地道中的卡口、兵工厂等，让人仿佛置身于战争岁月。

“抚今忆昔，每每想起那烽火连天的日子，最感痛快的就是抗日军民利用自己创造的地道，重击日寇的那一幕幕。”在已故老兵刘政的回忆录中，战区人民的智慧和英勇不屈的精神，是战争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日本侵略军开始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中国大片国土沦丧。盘踞华北各地的日军对占领区居民实施残酷统治、无耻掠夺和血腥镇压。1939年7月23日凌晨，保定冉庄被日军烧成一片火海，民房损毁700多间，13人被杀害，11人被抓走。

为躲避和抵抗日寇，冉庄人民开始在自家室内、房前和院落中挖建各式隐蔽型洞穴，以藏匿妇孺或财物，鬼子来了，跑不及便钻入其中，如同地窖，当地人称“蛤蟆蹲”。然而，尽管隐蔽，只要鬼子一发现，便只有死路一条。

一次次血的教训让人民愈发机智，创造了第二代隐蔽体。原本孤立的洞穴开始演化为洞洞相连、洞下有洞、多层掩体、多口出入，如若敌人发现此洞，便可从其他洞口出走，以便更好地实现掩护。

此后，当地的游击队和民兵开始挖掘“战斗型地道”。相对之前，新地道增添了射击孔，用于打击敌人。冉庄地道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战随挖，最后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的4条地道主干线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支线24条，全长达16公里。

据刘政回忆，地道内设有地下指挥部，有油灯和指路牌，还设有多道陷阱。陷阱口上盖有带活动圆轴的翻板，如敌人走在上边，会立刻翻下去淹死，或被枪尖刺死。地道与13眼水井相通，既可通气又可取水排水。在总指挥部附近，设有储粮室和休息室，不远处有厨房、厕所等设施。

如此一来，地道具备了几大特点：一是“三通”，即高房相通、院落相通、地道相通；二是“三交叉”，即明枪眼与暗枪眼相交叉、高房工事与地堡工事相交叉、墙壁火力与地堡火力相交叉；三是“四好”，即好打、好钻、好藏、好跑；四是“五防”，即防破坏、防封锁、防水灌、防毒气、防火烧，以便民兵发挥村落战、地雷战、地道战相结合的特点，以极小代价制造敌人的重大伤亡，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刘政曾回忆道，有一次，日伪敌人以600人的兵力直扑冉庄，气焰特别嚣张。“当时，我们只有20个民兵。在村边工事稍事抗击后，便诱敌进入村内。当一群日伪军窜到十字街口的火网圈时，民兵一齐开火，敌人便一个个应声倒地。活着的敌人东张西望，却不见人影，便端着机枪盲目乱扫。就这样，600多名日伪军在不见对手的情况下，拖着死尸、架着伤员，狼狈地逃走了。”而这一仗，也以“20胜600”在当地传为佳话。

以冉庄为起点，地道战在华北平原逐渐推广开来。位于河北南部的邯郸市峰峰矿区，至今也保留着规模很大、保存完整的抗战地道，即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其主巷1626米，复巷304米，支巷达13666米。

如今已是92岁高龄的董伏吉，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自卫队队员，他回忆说，那时候日军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既疯狂地掠夺峰峰矿区的煤炭资源，又经常到占领区“清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尽管如此，山底村人民自制了作战地雷，在村中构筑工事，依托地道，成功粉碎了日寇的数十次“袭剿”，歼敌近千人，为扭转当时战局、扩大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烈们前赴后继，他们坚强不屈、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依旧闪烁着光芒。我们要向游客讲述好这段地道战的故事，让人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同时也要让更多人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继续奋斗。”冉庄地道战纪念馆馆长周明慧说。

央视网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是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图灵奖创立以来首位亚裔获奖者，也是世界现代密码学基础的奠基人之一。14年前，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名校的终身教职，回到祖国，倾注所有精力，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计算机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姚期智祖籍湖北，幼时随父母去台湾生活，后赴美留学。2000年，凭借在计算理论包括伪随机数生成、密码学等多个尖端科研领域的突出贡献，姚期智获得了有着“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2004年，他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辞去普林斯顿终身教职，全职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我在中国台湾成长，像我们这种在一个中国文化的环境里面成长的人，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从来不会忘掉我们是炎黄子孙。能够在中国培养人才，能够在中国做出一些前沿的一些科技的突破，我觉得这个意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国际上理论计算机科学的主流方向在国内还是空白。回国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在本科生中创办了“软件科学实验班”，又被称为姚班。在致同学们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培养优秀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员，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流计算机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为了将来着想，为我们自己的人才着想，我们本科教育，需要开始好好地赶上世界水平。

要赶超世界，姚期智决心从培养本科生开始。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立足学科前沿，亲自为这个实验班设计课程，制定培养方案，并定期更新。他一直坚持姚班的课程必须充满挑战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长项。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我们宁可说一个学生在五门课里面有三门学不好，但是有两门学得特别特别好。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姚期智的学生吴辰晔：姚先生亲自上课，一直上到现在，不停地去备课，帮大家去更好地掌握新的科技的动向。

为拓宽学生视野，姚期智还经常为学生们创造科研和国际交流的机会。截至2016年底，姚班学生已发表论文121篇，有42位学生被选派参加国际会议并作论文宣讲，近1/3的学生都有科研成就，这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也非常罕见。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姚班）它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本科生教育的一个品牌，在国外的这一些研究院都是争相想要收他们的。譬如说我们今年的学生，（仅）普林斯顿（大学）就给了我们九个这个奖学金。

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霍普克洛夫特这样评价“姚班”：“姚班有世界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在姚期智看来，这背后，中国特色的人才政策是重要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在国外想做（创办“姚班”）这件事情，恐怕三年五载才能够推行得了。但是在中国，尤其清华大学，给我们这里做一个特区。

作为校内特区，无论教师评聘、教育教学，姚班都与国际接轨。校内二次招生，不限专业都可报考，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如今，越来越多的姚班学生活跃在计算机领域国际舞台。

而姚班并不是姚期智回国后打造的唯一品牌，在科研领域，他也始终走在前沿。预见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在交叉学科，2010年，他在世界上率先成立了交叉信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把计算机科学能够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起来，我们要开拓一个在最新的方向，我们不但能够和别人并驾齐驱，而且我们要有一些原创性的方向，让我们能够真的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而且在中国非常注重把创新的高端理论能够和实用结合起来，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制定了《中国计算机科学2020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围绕计算机和量子、能源、电力、经济等的交叉领域立体布局，组建起了量子计算机实验室、金融科技的实验室等。量子计算机的研究，更是成为世界瞩目的尖端科研品牌。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创建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这是国际上非常热门的一个世界性的竞赛。我们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在这个竞赛里面少数的领跑者之一。从零开始到现在这个过程，在国外的这些物理学家，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 王昊魁

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无数人来到这里，学习党的历史，重温入党誓词。浙江嘉兴南湖，每天到此瞻仰红船的党员、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瞻仰红船后，嘉兴平湖市纪委宣教室主任李昊激动地说：眼前呈现的是一条小船，心中想到的是一个大党。红船——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在这个摇篮里。“自诞生之日起，党就自觉担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行稳致远，驶向光辉的彼岸”。

时光倒流178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都没有成功。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力量和先进理论，以开创新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0年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工人阶级最密集的城市上海首先建立。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

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旅欧、旅日的学生中也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组织地开展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工人中办学校、组织工会，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人觉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参加大会的13名党代表，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党的一大召开期间，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会议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并在船上完成了大会的全部议程。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确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两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干的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不断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97年的历程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让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97年的历程也深刻影响着世界，让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东方高高飘扬，为世界贡献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党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扬帆起航，离不开中国人民大胆探索、无惧牺牲的品德之引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精神之支撑，顺应了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历史发展潮头，使中国和世界的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说。

何虎生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前进，在斗争中发展。其成立之后历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经流血牺牲的残酷洗礼，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大力践行、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不怕风吹浪打，越过急流险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推动着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向前发展，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充分体现并发扬光大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辛鸣表示，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朝着认准的目标义无反顾，面对各种风险挑战百折不挠，顺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变革，勇于创新，让五千年的民族精神在时代坐标中熠熠闪耀。“中国共产党也塑造了新时代伟大的民族精神。让一个悠久的文明在现代文明中再放异彩，让一个沧桑的民族阔步走向伟大复兴，让一个曾经封闭的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用行动与作为做出了回答，这就是对我们走的路高度自信，对我们肩负的使命高度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自强不息。”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 董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攻占中国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山东省，夺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一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还明文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

1919年5月4日，积蓄已久的浪潮在北京爆发，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由此展开，史称五四运动。

当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宅最终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30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次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各地民众一系列罢工和示威游行使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6月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当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五四运动的主要途经地北京市东城区，现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该区利用沙滩后街55号原北京大学数学系楼（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一部分），举办了“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常设主题展览，综合运用图片、文物复制件、雕塑、油画、音视频、沙盘等形式，重点展现了革命先辈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东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家雷介绍，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东城区又紧密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充分整合区内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组织了红色印记、历史追踪、宏图伟业、名人记忆、文化盛宴、幸福生活6大类别的调研踏访路线，全面开放属地内32个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受到首都市民的广泛欢迎。

日前，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织染局小学联合党支部的教师党员来到五四运动的发端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他们在一幅幅展板、展陈前久久驻足，党支部书记杜娟深有感触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今天的青年要把个人的理想融入火热的社会实践，为实现中国梦不断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2日 04版）

60多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交大西迁的洪流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筑成了“西迁精神”的丰碑。

如今，在陕西，“西迁精神”正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新时代的重要精神引领。中组部、中宣部《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下发后，陕西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知识分子高举爱国奋斗旗帜，在追赶超越中有新作为，弘扬“西迁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如何结合当下弘扬“西迁精神”？答案是，进行特色化推进。为此，陕西省委组织部组织专家学者对“西迁精神”进行深度挖掘整理，编撰“西迁系列丛书”；开展“争做‘西迁精神’新传人”等活动，分批组织各行业、各领域知识分子参观西迁精神校史馆，聆听西迁亲历者、老科技工作者口述历史；将“西迁精神”作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建设和科研道德培养的重要内容，推动其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同时，用好党性教育基地，依托延安、照金、马栏等丰富的党性教育资源，组织开展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促使广大知识分子从中汲取理想信念力量。

能够对“西迁精神”进行深度挖掘，得益于陕西省委从一开始，就注重加强组织领导。8月27日，陕西省委办公厅制定印发全省活动《实施方案》，明确指导思想、活动内容及分工、组织实施等方面要求；8月31日，省委印发关于成立全省“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明确成立以省委副书记为组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宣传部部长为副组长，10多家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组织部，以夯实工作责任，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9月4日，省委召开全省安排部署会，省委书记胡和平参加并讲话，要求各级各部门充分认识开展活动的重大意义，激励广大知识分子在推动新时代追赶超越中各展其能、大显身手。”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陕西还注重营造氛围，加强宣传解读，让活动能够激励更多知识分子，取得更大效果。”

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三秦都市报等省级新闻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网站首页重要位置和“两微一端”，开辟“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陕西在行动”等专栏，持续集中宣传报道活动开展情况。陕西还将爱国奋斗精神学习研讨纳入“三会一课”，列入国情省情研修，多种形式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在全省开展“三秦楷模”“寻找最美科技工作者”评选等活动。此外，陕西充分发挥“影视陕军”“文学陕军”优势，推出以秦腔剧《大树西迁》为代表的具有陕西特色的文化精品，对广大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精神进行深度挖掘、艺术呈现。

“我们在开展活动时，不搞‘一刀切’，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分领域分行业成立督导小组，按照精准科学的要求，指导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不同类型单位分类制定活动的具体方案。”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在具体实践中，陕西注重把活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指导各基层单位紧密结合主责主业设计岗位创新、岗位建功、岗位奉献等常态化长效化载体，引导广大知识分子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瞄准“卡脖子”的重点领域，从本职岗位做起，勇攀科技高峰。同时，通过广泛动员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深入边远贫困地区和基层一线，开展社会调研、国情考察、咨询服务等主题实践活动，为助推脱贫攻坚，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三个经济”，实现新时代全省追赶超越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光明日报通讯员 刘诗吟

谈及近代改良运动，人们总会最先想起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实上，早于康梁、力主变法自强的王韬在当时颇具影响，他曾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主张改革封建科举制度，为戊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只是当局“用其言而弃其人”，因此长久以来王韬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于今天的苏州甪直。他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蹇。青年时期科举不第、弱冠失恃，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被迫遁迹海外；壮年漫游欧洲、讲演访学，回到香港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第一批思想家、政论家、新闻工作者，王韬曾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坚持批判现实，提倡西学，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毕生精力。

个人的不幸、国家的耻辱、中西文化认同的困惑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是一群已经离开传统堤岸又尚未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王韬是其中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蛰居上海时，王韬在英国新教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靠给洋人“卖文”为生，为乡党亲朋所不齿，几乎“无复有生人之乐”。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时，王韬也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生存危机。他厌倦了烦琐的宗教经书翻译工作，可是对引介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浓厚兴趣又使他不忍离开书馆。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写道：“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住适馆授书焉。”这一时期，王韬相继翻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涉及物理、天文、商贸、工程等多个领域，为西学东渐做了大量实质工作。后来王韬将它们与《泰西著述考》一道编辑成册，名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折的激流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笔为枪，向旧社会宣战，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座座丰碑。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他在开张布告中写下“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一段话，作为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宣言。兼通中西学、熔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是《循环日报》的特色，王韬及其同仁一面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一面阐述见解，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全面展开。《富强要策》（1874年2月5日）、《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1874年7月16日）、《论欧洲近事》（1878年3月13日）等都是切中时弊、反映民情民心的论文，认为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实业以自强。

王韬任主笔10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800余篇，始终践行报纸“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之不足”的三重功用。后来他在和友人谈及办报情形时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撄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臧否人物，《循环日报》鞭辟现实之深致使顽固守旧之士如同芒刺在背。把办报的宗旨从盈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把报纸的功能从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大革命。在王韬与同仁的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点，《循环日报》执中国报纸草创时期之牛耳，林语堂也把王韬比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将重要媒介手段——报纸引入中国，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宣扬改革的近代方式的诞生。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3篇政论，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早23年。自此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联系起来。通过办报和翻译，王韬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先驱地位。

1897年秋，王韬在上海病逝。100年后，他的故乡苏州甪直筹建了一座占地800平方米的王韬纪念馆。在这座典型的清式宅园中，王韬半身铜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迹陈列室中，另一侧是《循环日报》的复制品，厅柱上镌刻着康有为题赠给王韬的对联“结想在霄汉，即事高华嵩”。值此王韬诞辰190周年之际，他心怀家国、变法图强的光辉思想，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国家富强继续奋斗。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09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