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改变工业经济结构 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近年来,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传统经济动能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6.6个百分点。 同时,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则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智能+”;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我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探索正形成4类典型应用模式。一是提高制造效率,二是优化生产工艺,三是优化供应链管理效率,四是提高售后运维价值。在技术应用深化的同时,资本投入耦合也日益加强。在技术突破和应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已走出实验室,加速向产业各个领域渗透,产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仅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就达到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同时,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机器人、无人机、金融、医疗、安防、自动驾驶、搜索、教育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中,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等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从对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转变为更多地对公平、环境以及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城市,发展不充分是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不优。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只能导致不足或不优,因此部分公共品供给也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要让消费者有选择,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 例如:教育、医疗领域,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规范市场。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我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当然,部分公共品供给所形成的特殊产业应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它带有普惠性特征,但也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七、经济集聚在湾区和城市群中形成资源配置规模效应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截至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世界四大湾区中均居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湾区。在华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将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提出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等。雄安新区建设引起了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说,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2017年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到2022年将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新区将来的人口会超过200万人。估计总投资额为2万亿元人民币。 在一批中心城市建设的同时,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将崛起,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 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塑造新分工、扩大新交换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在现在和未来,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发展的趋势将是: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物理化学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这不仅为各种劳动力要素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空间,而且形成了更细化、更精巧的专业分工关系,城乡和区域交换关系的内容更多样、发展空间也更大。 同时,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为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创造了新的基础和条件。 九、乡村振兴出现新契机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将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根据这个战略,首先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鼓励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其次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需要长期不断积累。第三,乡村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单纯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我国乡村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第四,做活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乡村振兴,不是村村振兴。一些自然村落已出现青壮劳动力稀少、土地大面积抛荒的自然消亡现象,应顺其自然促其消亡,缩小行政村与自然村的比例,使土地资源、建设资金得到更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实行“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的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使这些乡村形成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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