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界屋脊,绕峻岭险滩,跨三峡平湖,汇辽阔大海——在中国版图上,万里长江奔腾出一条气势恢宏的绿飘带、金腰带。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是沿江干支流成千上万的各级“河长”。 但长江流域“河长们”的压力巨大:根据权威公开数据,从2015年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各占同期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总数的1/3和近一半。 压力背后是多年的粗放式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密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2.16倍,承载着全国40%的人口和生产总值。各地多年的“招商引资大比拼”,导致化工围江、废水偷排,“长江病得不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中央2016年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新理念振聋发聩,令人振奋。”在重庆璧山区,兼任辖区总河长的区委书记吴道藩说,作为长江支流,璧南河一度成为臭水沟,可以用毛笔写字,没人愿住在河边。这几年我们关了一批企业,抓了一批责任人,拒了一批新项目,又建起河滨湿地公园,入江口水质达到Ⅳ类以上,周边马上成了开发商争抢的热土。 理念之变,会推动制度创新。从2016年12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到2017年总书记新年贺词中首次提到“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再到河长制首次被纳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治水大计已经成为国家行动。 沿江采访发现,各级河长,大都由地方各级主要领导担任,一把手担任“总河长”。河长制的推行,真正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 河道如同人的“血管”,如果上游污染,长江健康无从谈起。“过去上游水质不达标,下游只能‘默默承受’;现在上游治理不达标,就要为下游埋单。”作为滇池河段长,昆明市副市长吴涛说,每个月通报1次数据,在区县交界处检测污染物含量,上一段不达标,就要交“罚金”。 “不仅要动票子,还要动帽子”,河段考核结果也跟党政干部的年度考核挂钩,不达标不仅仅经济处罚,政治上也处罚。在云南和重庆,相关制度都有类似的政绩约束条款。 河湖之病表象在水,根在岸上。治水千头万绪,河长怎么干?贵州遵义湄潭县实行了“河长警长”机制,形成了严厉打击的综合管控体系。 作为云南昭通市总河长,市委书记杨亚林给讲了“两个U盘”的故事。他的包里一直装着反映河流航拍照片及问题清单的两个U盘,一个是上年的情况,另一个是今年的情况。 “突出的问题和整治的要求都在里面。”杨亚林说,全市每名河长人手一个U盘,通过U盘对照考核,让举措落地见效。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鸣说,和其他市领导一样,他也担任了河长。据介绍,重庆市提出“一河一长、一河一策、一河一档”,共设四级河长1.7万名,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有了河长,“九龙治水”变为“一拳发力”,上下游的协作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首个建立跨省横向生态补偿的流域,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商定按比例拿出2亿元,用于赤水河流域的生态治理。 尽管河长制加强了治理能力,但也发现,由于各级“河长”大多由各地“一把手”兼任,如何防止“考核走形式、落实装样子、制度陷空转”,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上下游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也是个短板。”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表示,长江生态补偿机制,有些地方已实行,但更多地方的还在数据检测、政策研究层面。他呼吁尽快制订长江保护法,真正让河长们“有法可依”,承担起母亲河的守护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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