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错位、本领恐慌、资源错配：地方制度供给现“成长的烦恼”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政商交往过程中，“关系”二字最为微妙。亲密的政商关系被不少企业视为一种商业资本，认为“与政府官员关系好，企业发展才有靠山”“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部分地区一些官员怕踩红线，又出现了“谈商色变”、遇企业能躲则躲的现象。

2016年4月，广东省纪委在全国较早印发《关于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试行)》，以开清单的方式给政商交往提供了一张“明白纸”。

正面清单明确了政商交往的边界，划出了干事创业的“安全区”。比如，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经批准可“参加企业符合规定的各类活动”“由企业按照当地公务接待标准提供工作餐”。

“清单出台前，很多领导干部到企业调研都不吃饭，有时候为了中午赶回食堂吃饭，只跑一家企业就走了。”广东一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廖卫平说：“不吃饭反而让政商关系越来越疏远。清单出台后，领导逐渐敢上门了，吃个工作餐，聊聊心里话，大家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负面清单厘清灰色地带，为政企行为确定禁区底线。比如，明令禁止干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禁止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或接受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对企业行为也有详细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不得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理财;也不得以不正当渠道或非法手段影响机关干部人事任免、公共决策、公务执行等。

“现在不喝酒也能干好工作。”广州立白集团总裁陈凯旋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地说，清单管理出台后，政府与企业联系更紧密了，面对面交流多了，背靠背现象少了，双方关系更融洽了，企业发展也有了信心，更有底气了。

完善制度建设成为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去年，北京出台《关于率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升投资审批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意见》，从健全营商环境制度规范体系、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强化企业合法权益司法保护等多方面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既要“硬实力”，也要“软环境”

不断涌现的制度供给创新折射出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之变。

从唯GDP论到注重高质量发展。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记者注意到一个显著的变化：地方官员人大代表中，提GDP增速快慢的声音少了，比发展质量高低的声音多了;提投资规模的声音少了，比创新能力的声音多了;提“大拆大建”的声音少了，比生态环境的声音多了……各地政府明显将高质量发展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并谋划部署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

广州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43亿元增长到2017年超过2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3%。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坦言，广州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都面临较大压力，发展模式和方式需要转变。“下一步，我们要研究制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和绩效考评体系，继续下大力气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做好。”温国辉说。

优惠政策与投资发展软环境“融合施策”。“从拼土地、拼资源，到拼政策，再到拼软环境，真不是说说而已。简单地拼资源和政策没有可持续性，我们从工作当中深切体会到，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书记邢正军说。

广州开发区经历了从政策驱动到投资环境取胜的转变。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开发区在引进外资等方面享受诸多政策优惠，如对外商所得合法利润汇出时免征汇出税等。进入现阶段，国家规范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开发区虽仍有一定的独立管理权限，但原有政策优势弱化。

广州开发区围绕“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两大关键词，凭借“政策投资发展软环境”融合施策，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去年7月，雪松控股集团总部大楼在广州开发区动工。集团董事长张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总部大楼项目落在开发区，正是看中了开发区的营商环境。“总部项目从拍得用地到动工仅用了两个月。开发区政府高效、透明的政务服务，给了企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