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栋：“代孕禁区”解禁需慎之又慎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80后加入再育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高龄孕妇比例2015年上升到10%。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2月3日人民日报）

坊间为解决高龄女性不孕不育心病，提出能否放开代孕？

世界上有些国家允许志愿代孕。我国严格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特别是近亲代孕，有乱伦嫌疑。商业性地下代孕，更是给社会管理带来混乱。

本人以为，全面放开二孩引发的高龄孕妇不孕不育，是生育阶段性难题，是一代人为国策作出的奉献。全国性数千万家庭不孕不育，随着时间推移，将成为历史。这些人群不存在传承后代遗憾，只存在家庭养老负担过载。国家无需为阶段性生育问题，解除涉及法律和道德的代孕禁区。

代孕作为生育界新兴事物，可以制度性、严格程序开一个小口子。比如，对高龄失独家庭不孕不育的代孕，应视为合情合理。但不宜在民间配对生育，而应由个人申请、计生机关核准，由指定的志愿者代孕。国家财政给代孕志愿者必要的经济补偿，且为代孕双方保守秘密。

总之，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