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在日中国研修生 工作辛苦期盼忍过三年

语言障碍带来诸多不便 工作辛苦期盼忍过三年

近距离看在日中国研修生

　　图片说明：在一家五金制品厂工作的中国研修生。

最近几年，外国研修生“失踪”现象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研修生在日本是一个特殊群体，乍一听，这个名称给人以“高大上”之感，其本意也是指一边工作挣钱一边学习技术，但实际情况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很多研修生的工作都比较辛苦，而且学不到什么技能，以致最终选择“逃离”。中国人是在日研修生的最大群体，因工作关系，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长期同来自中国的研修生们有着往来接触，现将对他们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直观感受与读者分享。

两名女研修生的遭遇

高丽，18岁，来自山东农村。在来日本前，高丽曾琢磨进城打工，后来听说到日本做研修生很赚钱，于是向当地人才派遣公司缴了相应费用，之后来到北海道一家水产食品公司。和高丽一起赴日的有12名研修生。“在这里，再苦我也要忍，毕竟每个月可以赚1万多元人民币，3年期满后，除了还清来时欠的费用，还可以积攒20多万元”，高丽说，“我将用这些钱开个小百货商店，让父母享享清福。”

高丽的梦想很快被现实击碎。按照日本的规定，北海道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1万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18日元)，而高丽所在公司以为研修生缴纳住宿用水用电费用等为由，每月只支付给研修生7万日元。鉴于此，北见劳基署(即劳动仲裁处)要求该公司按最低工资标准将4万日元补给研修生。此外，出入境管理局要求该公司：3年内不得雇用中国研修生，必须立即辞退、遣送还在该公司工作的中国研修生。

面对这个国家级裁定，该公司不得不执行。对该公司而言，是其咎由自取，但对来公司还不满一年的高丽来说，却是非常不幸的消息——她所赚的钱还掉之前所欠费用，几乎没有剩余。

小于，另一个中国女孩，也是通过国内人才派遣公司介绍走进这家公司的。不过，当她渐渐习惯了公司工作后，却感觉身体出现异样，比如经常想上厕所。去医院诊治发现，她患上了膀胱炎。由于无法快速治愈，小于就这样常常奔波于工作台—厕所—医院之间。最终，出于自尊，她回到了国内父母身边……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公司向笔者发出邀请，希望笔者帮助处理该公司内部的一些事务。原来，有一批中国研修生在这家公司工作，因生活、工作习惯不同，她们常常和公司方发生摩擦，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工厂的生产秩序。笔者所要做的就是从中协调，以缓解双方矛盾。正是在这家公司，笔者了解到很多中国研修生的故事。像高丽，事实上，在那个仲裁下达后，为免她们受到刺激，笔者在不断接触、交流中，慢慢地向她们透露相关信息。像小于，数天前，笔者拨通她在国内的电话，获悉她现在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化妆，以便维持生计。

最苦恼无法与日本同事交流

渔业是研修生群体在日从事的主要行业之一。笔者所在的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原料为扇贝、马哈鱼等。这是家老企业，有50多年历史，员工有100多人，中国研修生一般在18至30人，基本都是女性，“研修期”为3年。

笔者进入该公司剥扇贝的车间后看到：无论18岁的中国研修生还是年逾古稀的日本老太太，都内穿公司统一款式的工作服，外穿带有防护前胸和后背的防水工作裤。大家站在工作平台上，使用专用铲形刀具剥扇贝。

每年5月到10月，是剥扇贝的高峰期。这家公司工作时间通常为上午8时至下午5时。每天8个多小时用同样的站姿、同样的方式挥动刀具剥扇贝，无疑很辛苦。有一次剥完扇贝开始做卫生工作时，笔者看到21岁的小蔡在抽泣，于是问道：“你怎么了？”她有些难为情地说：剥扇贝剥得手痛……小蔡是独生子女，在国内平时不怎么干活。

在同一个车间，笔者每天都能看到一名佝偻着身子的日本老妇。通过日本同事了解到，她已经73岁。尽管年龄很大，她的工作效率不比年轻人低。“她好像不知道疼痛，剥得飞快。她们是习惯了，我习惯也就好了。”小蔡说。

事实上，在公司里，无论是中国研修生还是日本员工，动作都必须快，否则将被批评，日本员工还可能被劝退。因为中国研修生来日本时，日本公司已经和中国人才派遣公司签订合同，想劝退也没有退路。

中午通常有50分钟休息时间，但这个时间段研修生们更忙。中午11时24分，当负责输送扇贝的员工高喊“终了”时，中国研修生会抢前跑下平台。这样做是为了抢先跑到冲洗防水工作服的一排水龙头前。其次，由于人数较多，公司无法逐一为研修生配备炊具，她们只能合作使用，动作快的可以先做饭，然后让给他人。

研修生的宿舍和厨房相连，距工作车间约100米。根据她们的描述，一般6个人住一个房间。虽然离车间较近，却不会影响休息，因为大家一起下班。

笔者曾多次同研修生们就工作状况进行交流，不少人表示，这份工作的确辛苦，但工资比较公平，基本都摆在账面上。至于来日本这一趟值不值，她们的想法往往是：反正已经来了，说什么也得先工作3年再说。因为研修生来日本之前，一般要向中国的人才派遣公司缴纳培训、办理签证等费用共计5万元人民币。研修生们在日本还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在异国他乡，她们很想跟日本同事交流，却苦于语言不通。而且，很多研修生来自国内偏僻乡村，家庭条件很差，而日本同事对她们的家乡最感兴趣，但即便翻译在场，她们也羞于启齿，只是忍着，期待3年时间快点过去。

吸引力下降，研修生大龄化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研修生经常和公司发生一些小摩擦，从中协调正是笔者的职责。除了工资与加班方面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不少摩擦来自研修生们的一些小毛病：为节省生活开支，中国研修生常在公司的厕所里卷手纸，带回宿舍;不能按时上班，工作时磨磨蹭蹭;工作时常聊天，尤其不戴口罩聊天——这可以说是食品行业的大忌。另外，令日本人最反感的是研修生不对垃圾进行分类。经过协调，研修生们渐渐改掉了这些不良习惯。

研修生来日本工作前，往往要到中国人才派遣公司所设立的日语学校学日语。但即便短暂学习过，很多人依然无法听懂日语。所以下班后，她们常靠看得半懂不懂的电视节目或打牌消磨时光。

另一方面，虽名为研修生，实际上大多没什么可研修的，仅仅是做一些能很快上手的体力活，而且多是劳动密集型的活。就像这家水产公司的主要工作——剥扇贝，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没有发明能剥扇贝的机械，只能手工剥，而且需要的劳动者很多。笔者注意到，研修生们对这样的情形并不意外。

目前，在日中国研修生约十万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与这家水产公司的研修生境遇大同小异。这几年，笔者注意到一些变化。现在日本公司多采取打卡制，不像以前那样按照统一的上下班时间计算。为吸引外国研修生，研修生的工资也有所提高。研修生小张告诉笔者，她2013年4月到该公司时，基本工资是每月8万多日元，2014年和2015年提高到9万多日元。在此基础上，有些研修生的月收入可达到二十七八万日元。即便如此，在这家公司，中国研修生的人数明显在变少。以前，每年来10名研修生，一年生、二年生和三年生共计约30人。而现在，每期只有6人，三期研修生总共也只有18人。

2008年以前，来日本的研修生年龄基本在18—20岁。现在，随着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国内的人才需求量激增，想出国干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来日本的研修生渐渐大龄化，有的已经40多岁。他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已基本定型，有时需要做些翻译、解释才能接受，这也是后来笔者再次受该公司之邀从事协调工作至今的原因。【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