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怀念沙博理：重视参政议政 忠实履行委员职责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老沙径自来到我的办公室，掏出一个电脑光盘，说：“小黄，我写了一本书，是纪念马海德的，你帮我出版。”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又一本书的出版工作。从此，我跟他的接触更加频繁。我发现，他就是从翻译做起，完成了数十部书稿的翻译之后，才更多地转向通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他被誉为“红色经典中国翻译家”之后，“华丽转身”改为写作，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不说撰写的文章，仅用英文撰写的图书题材就十分广阔，从人物传记到经济改革，从中国古代刑法到中国的犹太移民。在他家里，我看到什么叫物理意义上的著作等身。如果把他翻译过的作品和撰写的著作放在一起，远远超过书架的高度。更加与众不同的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国际交往网络，他撰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多个国家出版。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作家之一。

当然，作为一位老翻译家，他转入写作后也没有停下翻译的脚步。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常打电话询问，甚至把我叫到他家，向我了解“文革”当中的一些说法和事件。我猜想，他可能是在写作有关“文革”题材的作品。果然，后来他告诉我，他正在翻译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该书英文版2003年出版，这是沙博理生平翻译的最后一部图书，他反复的提问让我提前一步参与了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工作。

老沙是一位凝聚了中美两国文化的专家。他兴趣广泛，幽默机智，豁达乐观，坦诚直率。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是我认识的老年同事中最早使用互联网的。70多岁了，他还喜欢骑摩托穿街走巷，善于发现京城西餐美食。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领导派我去他家送稿件请他审阅。老沙戴着眼镜，正在大玻璃窗前焊接收音机里的电线。见我来了，老沙说：“正好你来了，我看不清楚，你帮我焊吧。”说实话，在那天以前，我从来没有焊接过电线。可是，看到老沙需要帮助，我又不能不干。但是因为我技术不过关，电线是焊接上了，却把收音机后面的塑料壳子烫了一个大道子。那时的收音机可是贵重物品，闯了祸，我不敢告诉他，他也从没有提过此事。不知道他是真没有发现，还是心胸大度，放了我一马。

曾经一度我经常给别人转述针砭时弊的美国幽默笑话。人家问我，是哪里收集来的，现在可以揭秘了，那些笑话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老沙发给我的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