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之巨。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目的何在？日本政府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为何值得外界警惕？日本右翼势力是如何推进国家战略转向的？

本期《新华网国际看点》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新华网：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拟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背后在图谋什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项昊宇：首先，日本正在以此来谋求彻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自卫队正在加速构建全方位的攻守兼备的先进战力。2022年底出台的“安保三文件”，为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由守转攻这一重大转型，奠定了政策基础。此后，日本连年防卫预算激增，都是想要将新的战略安全规划转化为实际军事能力的核心举措，“再军事化”进程全面提速。

第二，日本试图通过扩军强军来提升地位，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竞争和地缘博弈。近年来，日本积极谋求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军事力量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支柱。日本想要借此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在国际安全事务当中的话语权，来满足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野心。

第三，日本政府在强军扩武的过程当中，刻意渲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甚至威胁，这背后既是想要以此来对抗制衡中国的发展，也想要以中国为借口来推动军事松绑，摆脱战后体制。

新华网：从资金投向看，这份防卫预算的重点是什么？

项昊宇：首要重点是加快构建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预算将重点保障“12式导弹”能力的拓展以及大规模的量产。同时，日本正在研发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本，想要打造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体系。这是日本谋求彻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转向先发制人的进攻型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次，预算的重点将投向“新型作战方式”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和定向能武器。防卫省计划在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全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海量情报分析和目标的识别，提升决策速度和效率。同时，日本将大量采购拦截无人机，并与激光、微波等定向能武器结合，构建一体化的防空反导网络。

第三，预算强调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的建设，重点保障弹药、燃料的储备以及装备的维修和设施的强化。这也反映出日本军事战略正在从短期冲突的应对，朝着长期战争的准备方向转变。

新华网：除了防卫预算，日本政府近日还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这种做法危险之处是什么？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陈洋：这种“以经济促军工，以军工带经济”的思路，危险之处首先在于，它可能形成军事扩张的经济利益闭环。日本政府增加军费，军工企业获得订单，企业扩大生产和研发，地方政府获得产业投资，相关从业者从中获益，最终形成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与军事扩张绑定。一旦这种利益链条形成，日本军工产业就可能从过往的政策被动接受者，逐渐变成推动政策继续扩张的重要力量。

其次，这种做法是在舆论层面消解战后和平主义，为突破“专守防卫”营造社会借口。长期以来，战后“和平宪法”约束着日本的军备扩张。但如今日本政府刻意渲染周边安全环境严峻恶化，把军工产业塑造成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升级的经济红利，以此来淡化扩军的军事属性，降低普通民众对军备扩张的抵触情绪。

最后，更值得警惕的是，军工与民用经济的边界正在被弱化。当日本政府以“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为由增加军事投入时，大量原本服务于民用领域的科研资源、资本和人才，也可能越来越多地向军事用途集中。

“军工兴则经济兴”的逻辑一旦成为主流，日本就可能走向“以经济之名扩军、以扩军反哺军工、以军工绑架政策”的危险循环。

新华网：有分析认为，扭曲历史认知、全面扩军备战、突破体制枷锁、捏造外部威胁、制造阵营对抗等种种行径充分证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绝非单一政策调整，而是一次蓄谋已久、层层递进的国家战略转向。您对此怎么看？

陈洋：日本近年来的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项防卫政策的调整，而应放在历史认知、安全战略、军事能力、制度机制和对外战略同步变化的大背景下去观察。

第一，扭曲历史认知，是为战略转向塑造社会心理基础。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弱化侵略历史，淡化战争加害责任的倾向，同时不断强化“日本也是安全威胁受害者”的叙事。历史认知一旦发生变化，扩军政策就更容易获得日本社会的接受。

第二，全面扩军备战，是这一战略转向最直接的物质表现。日本近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强化防卫生产基础，把防卫能力建设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日本正在推动的已经不只是增加几种武器，而是在建设能够持续支撑军事行动的国家军事能力体系。

第三，突破体制约束，是战略转向能够持续推进的制度保障。战后日本曾以“和平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等构成一套制度性约束。如今，日本正在逐步地放松这些限制，法律、政策和制度“闸门”正在被一个个打开。

第四，制造阵营对抗，则是为军事战略提供外部支撑。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并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合作，把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纳入所谓的“威慑”“印太安全”框架，搅动地区安全格局。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项政策本身，而是这些变化之间正在形成相互支撑的政策链条：历史叙事负责改变社会认知，威胁叙事负责提供扩军理由，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制度突破扫清政策障碍，联盟和阵营化则提供外部战略空间。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不仅可能改变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也可能加剧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长期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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