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外逃人员归案过半，剩下的怎么办？

外逃人员他实际上都是想得到一个，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后果。如果我们刑事政策，能够给他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种机会，这样一种获得宽大处理的黄金桥，那他会做出这样选择的。这几年，我们在劝返这方面取得成功，我觉得是和我们刑事政策一些有效的处置，是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一个我们在对外逃人员，他们投案的标准认定上我们是比较宽大的，即便有些外逃人员他已经被羁押了，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只要他愿意接受遣返、愿意接受引渡，我们都可能会把他认定为自首。你像杨秀珠，她已经在美国的监狱里羁押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回来只要她接受劝返，我们就会认定她自首。

所以从劝返来讲，除了亲情的劝说，这个刑事政策也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张羽：

我们看到现在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当中，还有49人是在逃没有归案。那么他们是在哪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继续往下看。

解说：

昨天，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一组大数据。2015年归案18人，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截至目前归案13人。今天，2017年的这个数据将改为14人。

李文革，曾经是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他排在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的第51名，同时也是从加拿大归案的第12名红通人员。

根据昨天中央纪委大数据的梳理，归案的50名“百名红通人员”是从19个国家或地区追回的，其中最多的是美国，共12人，其次是加拿大11人。李文革的归案，让加拿大和美国并列成为最多的国家。

百名红通人员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选择美国加拿大作为逃往落脚之处？那里真的是他们的避罪天堂吗？在1999年就逃往美国的第19号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看来，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备受折磨。

“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

在我来说，在国外就像坐了18年的牢，很寂寞，跟坐牢差不多，没人跟你说话，你也说不了话，也没有人跟你沟通，虽然人出出进进，但是跟坐牢差不多。

解说：

国外不是法外，美国也不是避罪天堂，在我国追逃追赃的强大压力和政策感召之下，不少像刘常凯一样的红通人员，陆续归案。

2015年9月18日，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罪嫌疑人杨进军被遣返回国，这也是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百名红通人员。同时，他也是百名红通人员一号人物杨秀珠的弟弟。一年后，同样藏匿在美国的杨秀珠，也踏上归案之路。

“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

“确实是我的错，我要认账，在这里我还要劝劝跟我一样，这些在国外的(外逃)官员，或者逃出去的这些人，你们想想看，我是红通1号，我们祖国对我也就是这么礼待，请他们快回来。”

解说：

美国和加拿大是百名红通人员藏匿最多的国家，也是归案最多的国家。截至今天，在尚未归案的49名红通人员中，美国24人，加拿大8人。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过勇：

由于意识形态和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国家跟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签订双边司法引渡协议。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是高度重视跨国追讨追赃，在中外执法合作机制的建立方面，美国还是一个领头羊。中国首先是把美国做一个突破点，尤其是利用APEC、G20这样一些舞台，督促美国在追讨追赃方面，配合我方的一个行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应该说合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了。

张羽：

我们看到“百名红通人员”犯罪类型最多的，首先是贪污然后就是受贿，而他们外逃藏匿地首选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从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追回了24人，两个国家分别是12人。而现在在美国还藏匿24人，在加拿大还藏匿8人。让我们继续连线黄教授进行探讨。

黄教授，为什么这些外逃人员他们喜欢到美国、加拿大这些地区，从这些地区把他们追回难度现在在哪里呢？

黄风：

这个腐败案件的外逃人员，他们在选择外逃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和他们腐败犯罪的一些目的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他们想窃取更多的资金，然后到国外过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这样就是他们在外逃的时候，也是向外转移资金，取得当地的身份。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是移民大国，在这些地方取得移民身份，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所以他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是这些腐败犯罪外逃人员所选择的主要外逃目的地。

张羽：

现在从这些地区把他们追回，主要的难度是什么？

黄风：

主要的难度就是我们和美国、和加拿大，还没有缔结双边的引渡条约，但是我们这几年实际上已经总结出来了一套境外追讨追赃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我们现在，在司法合作这方面，和美国、和加拿大我们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而且也是比较有效的。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是在境外追讨追赃当中，要进一步发挥国际合作这样一种效力，然后真正形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劝返也起一个积极的作用。

张羽：

好，多谢黄教授。“百名红通人员”归案已经在半，这对在逃人员来说是一种震慑，国外并不是避罪天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单会越来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