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外逃人员归案过半，剩下的怎么办？

朱杰：

我们抓获周骥阳以后，据周骥阳交代，他主要就是冒用他人身份做掩护，在多省市辗转藏匿、逃避追捕。

解说：

经过突击审查，犯罪嫌疑人周骥阳，对于在杭州进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待了其冒用“刘守权”的身份掩护，平时依靠在建筑工地打临工，维持生活。

朱杰：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骥阳，已被我们执行逮捕。专案组会尽快查清本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解说：

值得一提的是，周骥阳不仅是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以来第50个到案的，也是党的十九大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追回的第二人。

张羽：

周骥阳是“百名红通”名单当中第50个到案的，整整一半。而正是因为这个数字，他的到案也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他外逃的基本信息。

在2008年12月，周骥阳是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畏罪潜逃。2015年4月的时候，“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当中将他列上，当时他是疑似外逃到中国香港。2017年12月1日，他是在大连被缉捕归案。

我们看周骥阳外逃九年的时间，跟绝大多数红通人员逃到境外、国外不一样的是，周骥阳使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假装去香港实际是藏在了国内，即使是在国内要抓捕他也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到了香港、贵州、江苏、辽宁、浙江等地来核查线索，先后对他的亲属圈、朋友圈、同学圈、生意圈，近百人来排查情况。那么最终将他缉拿归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G20反腐败、追赃追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教授来进行解读。

黄教授您好，我们看到周骥阳他是在国内被抓捕的，而之前他一直疑似逃到境外中国香港，那您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黄风：

外逃人员大概分成两类，一类他们外逃之前，他们出逃之前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向境外转移资产，然后在境外获得身份，包括移民身份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合法居留身份，这是一类。这一类可能是在案发之前或者是案发以后，就失踪了。

再有一类是属于案发之后，仓皇外逃。周骥阳的情况是属于这后一类，正如他说的他仓皇外逃，他对他外逃以后在境外能不能站住脚，他自己也心里没有底。所以他外逃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掩目，他会选择，对他来讲重要是逃匿，他会选择一个对他来讲更加安全、更加便利的地方藏匿起来。所以他搞了这么一个掩目，实际上还是留在了境内。

张羽：

那相对于逃到国外的这些红通人员来讲，藏在境内是不是更容易追回和抓获呢？

黄风：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在境内不存在向境外的一些法律上的困难。在境外的话，要遣返引渡他们，可能要依据境外的一些法律制度，会存在一些法律上的困难或者障碍。在境内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在境内，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他们可能也会有比较熟悉的一些方式，来藏匿起来。

张羽：

对这些外逃人员我们用什么手段来确定他的位置，那么现在还没有追回的49名外逃人员，有没有可能也有人藏匿在国内呢？

黄风：

确定他们的位置，实际上外逃人员逃到境外的这些外逃人员，他们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他有合法的居所，合法和比较稳定的居所，他们甚至在境外还从事一些职业、从事一些企业，办一些企业。有些人是躲避西藏，过着藏匿的生活，对这些人我们主要是通过执法合作和司法协助的方式。

执法合作就是和各国的执法机关来交换有关的信息，司法协助我们在这个司法协助条约里有一项，叫做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我们可以向外国的主管机关提出这方面的申请。外国的主管机关他们就会在出入境管理这方面，特别留心这些人的出入境情况。当然这种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和红色通缉令不一样，它并不要求外国主管机关发现这些人以后就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或者对他进行盘问。

外国主管机关发现这些人以后，会把他们的行踪记录在案，然后提交给我们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不会打草惊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