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高考记忆：改变了个人命运 也改变了中国

一根改变了中国的“指挥棒”(40年的高考记忆)

从1978年开始，江西省南昌市蓼洲街社区的甘福保老人，都会在高考结束后，到江西省高招办买试卷。这个坚持了近40年的习惯，是甘福保向高考致敬的独特方式——1978年，30岁的他，被高考改变了命运。

历史发生时，往往波澜不惊。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査全性等专家的建议后，邓小平当场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统一高考。尽管那时，自上而下谁也没准备好。

高考闸门重新开启后，人才如洪水般涌出。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多达570万，而那时的中国，甚至连这么多人的试卷纸张从哪来，都需费一番思量。但从这一年开始，人才上升的渠道，重新回归到知识改变命运上来。

一切正如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作家刘震云所言，如果不是高考，他可能还在搬砖。

我曾采访过清华无线电系1978级一个班的大部分人，他们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和全国上下。既有硅谷精英，也有政府官员，既有国家实验室负责人，也有已开始颐养天年的退休人员。说起高考往事，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感慨，命运从那一个点开始改变。每个人都对那个突然出现的机遇心存感激。

伴随着高考恢复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也被一把推开。那真是对人才如饥似渴的年代，这群以极低录取比例进入大学的精英，被举国上下视为“天之骄子”。改革发展的事业有无数缺口需要填补，每个人只要怀揣真才实学，就一定能找到施展的天地。

高考这根“指挥棒”的用处，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它让全国上下的小学、初中、高中生安心学习知识，十年寒窗，瞄准高考一役。它为中国大学选拔了最为合适的年轻人，等他们在高校完成深造，便可投身改革发展的大潮之中。

时光流转，40年间高考本身在不断变化。从计分方式到考试时间，从考试科目变化到自主命题增加，高考的变化本身，折射着中国社会教育理念的发展变迁。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日趋完善，大学数量增加，高考录取的残酷程度在逐年降低。这与其过去的精英选拔并不冲突，中国需要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高考的本质不是挡住谁，而是想为高校找到最合适的学生。

每年夏季，高考都牵动着全民的心。高考房、高考蛋糕、状元粥……形形色色的方式，体现着家长和考生们对它的重视。而大部分身处其外的人，也会在高考当天，津津有味地讨论各省的语文作文，甚至还有人会“技痒”，亲自上手写一写。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它不再是独木桥。如今的学生，甚至可以选择用高考成绩申请一些海外大学；高考本身，也在考虑改变过去“一锤定音”的形式，综合考虑学生的素质；自主招生等也丰富了高考的形式。

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在为高考不断提出新的命题。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如何最大程度上保障城乡、东西部等的教育公平？作为一根依然强有力的“指挥棒”，高考需要直面这些问题，需要给出最为均衡的答案。

一晃40年过去，最早参加高考那批人，有相当一部分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中国何其幸运，这40年间大部分经历过高考的人才，要么正在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要么正在校园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准备。

而高考，还将继续以它独有的方式，为中国加油。

和学生一起进考场(40年的高考记忆)

肖复兴(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如今已是一位著名作家的肖复兴，在1978年的春夏时分，正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

短短数月之中，这个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参加了两次高考，先后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和全国普通高考，更为重要的是，时年31岁的他，当时正处于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年龄的上限，如果考不上，他可能将永远被拒之门外。

“我知道机会不可能像夏日树上开的花朵一样，开完一朵接着还会有下一朵。”在肖复兴的眼中，高考的往事历历，却像旷世一样久远。

在这之前，肖复兴与高考，已经两度失之交臂了。

第一次是1966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位老师来到他所在的中学，请学校推荐适合他们学院的学生去参加考试。学校推荐了肖复兴。“我见到了这两位老师，在他们的指引下，我第一次走进那藏在棉花胡同里的紫藤萝掩映的校园。接到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了，‘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个跟头，我来到了北大荒。”

第二次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一切都太匆忙了，等肖复兴知道消息的时候，早已错失时机。

好在1978年，他抓住了机会，想在最后的机会再次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谁想到教育局通知，此次报考大学，凡在校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我已经报名并准备复习考中央戏剧学院了，况且这是我第二次考这所学院。我一再申明这个理由，并下定决心先考再说。”

为了保险起见，肖复兴在随后的夏天，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又参加了一次普通高考，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我想不管怎样，我肯定能考上一所。”为此，已经31岁的肖复兴，开始突击自己最薄弱的数学，从中学教研组借来中学期间的数学课本复习，“我考的还不错，数学这科只错了最后一道几何题，扣了25分，其他一题没错，最终考了个全区第一。”

最后，学校同意肖复兴去中央戏剧学院报到，并让他带着工资入学。“那时我们这所中学的老校长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一位教育家，他只要求我报到之前和年轻的老师搞一次座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那慈爱的目光。”

高考时，肖复兴写作考试的题目是《重逢》，“像是有着命定的成分似的，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后没几天，分别与十二年前曾经到我们中学招生的那两位老师重逢。”

重逢的代价，是青春。“我的高考，毕竟迟了十二年。对于今年马上就要步入考场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珍惜，把握好机会，争取考出好成绩，不负青春！”肖复兴说。

(记者 叶晓楠采访整理)

三代人的大学梦(40年的高考记忆)

萧园(1981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

萧园是笔名，原名为萧爱华，现为中国卫生计生年鉴执行主编。萧园清晰记得，1981年7月7日，安徽省宣城市旌德一中的一间教室里，还在守孝期而蓄着长发的他双手合于胸前，默默祈祷高考顺利，以不负父母在天之灵。

二十多天后，邻居从乡里给他带来口信，让他听广播通知。在晚间播报的一大串过线考生的名单的最后，他激动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幸运者。”萧园表示。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关键的转折点往往只有几步。

当年的复习迎考紧张而艰苦。饮食上也没有什么“高考小灶”，只是咸菜当家。“有一罐子辣椒酱，太辣了，竟吃了四十天，三餐都靠它。”现在回想起当年满嘴是泡的“惨状”，萧园还是忍俊不禁。

紧张的复习时间、艰苦的复习条件，对于萧园来说并不算什么，“最让我痛心的，是考前三个月，母亲溘然长逝了。”

母亲去世前，最后的遗言是“不要告诉萧园，别影响了他高考复习”。

萧园的外祖父卢光楼曾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1923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1927年在南昌起义时牺牲。母亲卢前瑛曾在合肥女子中学求学，抗战爆发被迫辍学。萧园的两个哥哥，因为父亲“成分”(“工商业兼地主”)不好，小学毕业了就回乡务农。或许正是三代人坎坷的求学经历，卢前瑛对小儿子的上学机会分外珍惜。

萧园最终没有让亲人失望，他以安徽省文科第五、徽州地区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1981年的高考，全国报考人数259万，录取28万，录取率为11%。而安徽省的录取率还不到3%。

从北大毕业之后，萧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编辑。之后又当起“史官”，负责编辑国家卫计委所属的中国计生年鉴(现为中国卫生计生年鉴)。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蝉鸣阵阵的夏日，萧园印象最深的还是“紧张”——“那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啊”。

(华 熠采访整理)

高考是奋斗的见证(40年的高考记忆)

刘家玮(2011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

在刘家玮看来，北京大学是个无比崇高的地方。初中时因一分之差未能进入本省最好的高中，最终选择回本地读书，考上最高学府成为他暗自要争的一口气。

刘家玮读高中时自主招生刚刚起步，虽然新颖，也有准备周期长、辗转多地考试等问题。“我当时在学校总是排第二三名，看到自主招生的机会，就义无反顾地准备了。”靠着自己的备考节奏，刘家玮在获得自主招生加分的同时，调动了自身状态，成绩开始提升。虽然高考时在最擅长的数学和语文上发挥不佳，但依靠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等奖的加分，刘家玮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进入大学后，刘家玮作为志愿者，已连续4年参与北大吉林省招生组工作，提供报考咨询，协商志愿调剂，这些经历使刘家玮成为一批批考生“命运的见证者”，也不断唤醒他的高考记忆。

“高考就像一个大型游戏，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反馈机制。大家遵循单一的逻辑，拼命在筛选机制中提高被选中的几率。那时我经常读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是为了确定简单生活的意义。”刘家玮说。

大学期间，刘家玮继续文学创作，担任文学社社长；学习成绩优秀，顺利保送研究生；参与学生工作，担任中文系研究生会主席。“学术、学工、社团、实习，所有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但很难有全力以赴的感觉。”刘家玮反思，“高考为高中生活带来唯一的‘正确’，可以为之心无旁骛。而到了大学，生活中布满了‘未选择的路’，如何规划成了问题。”

“我要感谢高考，感谢当时不遗余力地付出。”对刘家玮来说，自己是高考的幸运儿，高考是他人生前20年奋斗的见证，也是今后生活的背景和起点。

(张 帅采访整理)

找到生活新起点(40年的高考记忆)

邵洋(2008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交通大学)

邵洋，目前是中建三局某超高层项目专业负责人，曾参加过两次高考，还参与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今年是他来到北京的第九年，也是他步入社会的第五年。

回想起他的高考，邵洋的神情略显复杂。

2007年夏，邵洋刚刚结束高考，纵使他生活的小城市异常闷热，也无法阻挡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然而，现实却将梦打碎，邵洋仅以5分之差，与理想院校擦肩而过。

邵洋不甘心去读二本学校，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坚持了3年的梦想，经反复思量，他选择了复读，这意味着他要重回高中，再奋战一年。

“那时候，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像第一次总复习时那么‘兵荒马乱’了。”邵洋说。

2008年，吉林省高考录取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考后填报志愿。新政策的实行，稳定了邵洋高考前那颗不安的心，他心无杂念，全力备考，最终考了639分，比之前提高了40分。

和家人、老师几番商量后，邵洋郑重地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最初的梦想——北京交通大学。一个月以后，他如愿收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我在一个小城市生活，每天两点一线，生活圈子小，接触的人也比较少。”邵洋说，“高考后，我一人来北京读书，这是生活的新起点。2009年，我作为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代表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当我所在的交通运输方阵齐步走过天安门时，那股心头涌上激动之情，难以名状。”

目前，忙碌的工作令邵洋倍感充实，他所在项目顺利开工，一座座建筑平地而起，这些都记录了他的点滴成长与责任担当。邵洋感慨道：“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节点组成。高考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节点。它带我走向外面的世界，把我推上更宽广的舞台。而我也带着梦想拾阶而上。”

(陆怡彤采访整理)

高考并不意味着一切(40年的高考记忆)

许冬生(1995年参加高考，考入汕头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许冬生的家乡在浙江省温州市。1995年，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大考”——高考。1995年，全国尚未开始扩招，因此当时考大学的录取比例要比现在低，考生压力也就不言而喻。很多人只要有高考的机会，就会拼尽全力。

为了备战高考，许冬生身边不少同学常常凌晨5点就起床读书。天未亮，教室里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同学进来读书。直到第一堂课铃声响起前，教室外的走廊上、大树下，全是学生读书的声音。为了争分夺秒多做几道题，很多人常常在晚上10点宿舍熄灯后，拿出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等到11点查房结束，大家又钻出被窝，点灯继续夜读，常常学到次日凌晨的一两点。

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从此，渐渐地，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

但社会上对高考的态度也在变得多元化起来。上世纪90年代是温州制造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大量的个体户由此发家致富。许冬生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叫做‘读书无用论’，说什么‘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等，但是，整体上而言，大家对于高考还是很重视的，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那么，没有参加高考与高考落榜的同学最后怎么样了？

许冬生说：“很多高中成绩平平，高考也考得不是很理想的同学，现在也非常出色。好几个同学现在自己办企业、做经营，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小有名气。还有一些高考落榜后选择复读，再去学习、再去考研的也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职业。所以，我觉得高考虽然神圣，但并不意味着一切。”

(潘蔓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