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养育家经难念 “全面二孩”倒逼社会化服务

社会化养育仍属空白

相比李女士，周女士更为无奈。

周女士早年毕业于国内一所一流大学并拿到硕士学位，然后留在北京，如今已经工作了12年。2011年，周女士生下儿子。随后的5个月休假时间里，单位领导每月支付一笔补助金，以补贴她的家庭开支。她还从社会保险机构领取了一万多元的生育津贴。

然而，休假结束后，周女士向单位提出辞职：因为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只能辞职在家当一个全职妈妈。

随后的日子里，周女士一家像打仗一样紧张：早上起来，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做早饭，同时准备中午饭。吃完早饭，丈夫踩着点去上班，她在家带孩子。下午，丈夫踩着点下班，替换周女士。等到两人吃完晚饭，收拾一天的家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与此同时，家里的收入立即直线下降，每月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正常的生活支出、房贷支出和养孩子支出。

孩子满一岁之后，周女士考虑请一位育儿嫂。然而，当他们联系专门的育婴公司时，发现初级育儿嫂的报价是每月3800元，每周休息一天，由雇主家负责吃住；稍有经验的育儿嫂报价在每月4500元左右。

这将是他们难以承受的负担，她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着孩子上幼儿园。

事实上，周围像周女士一样养育婴幼儿的夫妇并非没有。周女士所在小区的几栋居民楼，2011年到2012年出生的孩子将近20个，其中，有两对夫妇独自带孩子，都是女方辞职在家；一对夫妇由保姆带孩子；其他孩子是由一到两位老人带。

现如今，孩子已经上幼儿园大班，班里30多个孩子，仅有3对夫妇自己带孩子，其他多是老人帮着带。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出生人口为1623万人，2015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两年间，新出生人口达3278万人。

如此庞大的新生儿数量，对托儿机构的需求非常迫切。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发布《中国妇女绿皮书》显示：在北京和上海接受调查的家长中，分别有55.3%和69.8%的人认为3岁以下的幼儿适宜入托，而这一部分人主要是双职工家庭。

然而，如此迫切的托儿需求，却没有机构能够提供养育服务。周女士家附近，两家公立幼儿园只接受满3周岁的幼儿，还必须提前报名。四五家私立幼儿园倒是接受3周岁以下的幼儿，但也要求满两周岁，收费也不低。其中一家大家评价不错的幼儿园，周一到周五日托，每月的费用在4500元。

一家私立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还反问周女士：“不到两岁的宝宝，还不会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你就是把他放我们这里，如果饿着病着怎么办，你也不放心吧？”

可以说，托幼是一种公共服务，一方面具有保育、教育幼儿的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妇女就业、解除家庭后顾之忧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曾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对儿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为家庭平衡工作与儿童养育之间的冲突提供什么帮助，都还未进行系统思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既没有提供相应公共服务，也没有培育出相应的市场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