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成风成行 不能不在当地行政管理者身上找原因

诈骗成风成行中的第X因素

□何 龙

一个百万人口的县，同时有上百人被通缉；在113名被通缉人员中，一个乡就占98人。

这个县，就是河南省上蔡县；这个乡，就是上蔡县崇礼乡；光是孙庄村一个村，就有25人上了通缉名单。

昨天，新京报报道了上蔡县崇礼乡冒充军人进行电信诈骗的调查。有媒体在转载这篇报道时，用了《起底河南诈骗村：村民扮军人行骗每家存千万》的标题。

尽管诈骗成为风气，成为行业，对某些村来说，是个大概率的事，但用“诈骗村”这样的词，肯定会有被视为“地域歧视”的风险。

然而在孙庄村，根据报道的描述，已经被“反诈骗”的标语贴得密不通风。进村的第一幅墙体标语就是“投案自首唯一出路”。

一边贴着百人以上的通缉名单，一边贴着密集的反诈骗标语，这样的氛围，难怪会让媒体冒险使用“诈骗村”这一敏感词。

在去年11月1日开展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中，有7个地方被列入第一批重点整治地区。

这些地方的诈骗“分工”各有特色：湖南双峰县的PS淫秽照片敲诈，江西余干县的“重金求子”，广西宾阳的盗用QQ冒充亲友，广东茂名电白区的电话冒充熟人，海南儋州的机票改签和虚假中奖诈骗，河北丰宁县的冒充黑社会诈骗，福建龙岩新罗区的淘宝诈骗等等，都是“术有专攻”，形成一种举世罕见的奇观。

诈骗能够成风成行，都有其长年累月的成长历史。比如孙庄，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有涂改各种票据价值再以高价卖出的历史；后来骗子就改为穿“军装”行骗；再后来，就升级为冒充军人搞电信诈骗。

寻找诈骗成风成行的原因，许多人都会想到当地的贫穷，法律对诈骗的惩罚太轻、犯罪成本太低以及某些人道德沉沦、价值扭曲等等。

或者这些原因都是合成原因之一，但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在同样的法律条件下，别的地方却没有这种奇特的现象？

显然，我们不能不在当地行政管理者的身上寻找第X原因。在这些地方，当诈骗行为刚刚冒头时，没有得到及时的遏制。少数骗子诈骗成功后，住上了豪华房子，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在村民中形成示范效应。早期的骗子没有受到惩罚，或者惩罚太轻，人们就会有样学样，把诈骗当作发家致富的捷径，从而使诈骗形成风气，变成行业。

当骗子的诈骗技术在不断与时俱进时，这些地方的反诈骗手段却在原地踏步。在上蔡县崇礼乡，还在搞所谓的“千名学生承诺拒绝诈骗”，还在靠宣传标语口号反诈骗。一位办案民警透露，乡里一年的经费不到200万元，但花在反诈骗宣传上的经费却超过50万元。

骗子太多，经费不足，警力不够，却还是把超过50万的经费用在宣传上，这是典型的上世纪中期的思路和套路。假如没有切实有效的行政措施和法律行动，那么这些标语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而且标语口号无疑于告诉人们，诈骗已成行业，口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实际利益面前，在某些监督和法律松弛的地方，所有不贪不骗的承诺、宣誓、保证以及标语口号大多都已被证明为自欺欺人的表演。

悲哀的是，在某些地方，表演还远未落幕。表演者在脱掉戏服之后，该诈骗的还在诈骗，而台下的观众，该被欺诈的仍然在被欺诈。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