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

编者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湖北省发改委主任李乐成、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等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各自地区或各自企业的实际先后发言。另外，来自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就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隔两年，习近平再次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谈了什么？【新常态光明论】专栏将通过采访或约稿的形式，全面解读习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的独家解读稿件，以飨读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

——学习习主席关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精辟论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习近平主席在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不仅再次集中阐述了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方法和实现路径，更首次面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殷切希望。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我备受鼓舞，更深感责任之重大。

习主席在论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我以为，以上两端，是建立、发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体系的不二法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因此，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我国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道路。

在我看来，至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止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继而实行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步步坚定地走下来的。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工业化既有类如“承包制”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进展，等等。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集体组织的有效转型，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出其中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当可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的重大贡献。 　

　　图为李杨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发言

第二、人口：从负担到红利

近来，理论界乃至政府部门都在谈人口红利。大约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作用最大。但如今（大约从2009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今后我们需要创造其他的红利，比如改革红利，云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今人人言必称人口红利，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在我们这代人上大学之时，说到人口，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样一个人口，如何从谈之色变的癌症，变成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因而时时追忆的“红利”，阐述清楚导致人口从癌症到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奉献出无与伦比的经济理论贡献。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从实践上看，西方经济学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经济社会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良治的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在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中国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者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称，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从而，事实上也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和体系。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中国梦”是能够实现的。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理论逻辑上说，发展经济学基本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大约说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虽经多年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口的状况基本未得改善，这才造成：在危机的头几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固然获得了高速发展，以至于有“双速脱轨”之说，然而，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大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之时，人们沮丧地看到，“双缺口”依然如故。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注意到又一个事实：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依凭丰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可以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关键性体制机制变动，并由尔总结出若干概念、范畴，进而用某种逻辑将它们构造成体系，势能形成一套极具说服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当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