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杨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发言 第二、人口:从负担到红利 近来,理论界乃至政府部门都在谈人口红利。大约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作用最大。但如今(大约从2009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今后我们需要创造其他的红利,比如改革红利,云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今人人言必称人口红利,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在我们这代人上大学之时,说到人口,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样一个人口,如何从谈之色变的癌症,变成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因而时时追忆的“红利”,阐述清楚导致人口从癌症到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奉献出无与伦比的经济理论贡献。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从实践上看,西方经济学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经济社会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良治的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在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中国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者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称,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从而,事实上也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和体系。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中国梦”是能够实现的。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理论逻辑上说,发展经济学基本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大约说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虽经多年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口的状况基本未得改善,这才造成:在危机的头几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固然获得了高速发展,以至于有“双速脱轨”之说,然而,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大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之时,人们沮丧地看到,“双缺口”依然如故。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注意到又一个事实: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依凭丰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可以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关键性体制机制变动,并由尔总结出若干概念、范畴,进而用某种逻辑将它们构造成体系,势能形成一套极具说服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当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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