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基础研究一个“慢”空间——代表委员建言基础研究发展

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　题：给基础研究一个“慢”空间——代表委员建言基础研究发展

新华社记者安蓓、陈国洲

近期引力波的发现把舆论热点引向国内基础研究，也引发了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

几十年做一件未必成功的事情

“现在一些市场主体比较心浮气躁，急着赚钱、急着上市。部分政府部门也抱着同样的心态，有的基础性研究要求企业６个月到１年就出成果，殊不知在一些攻坚领域，５年突破已属不易。”曾在雅虎负责全球云平台、２００８年回国创业的姚宏宇感慨地说。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ＬＩＧＯ）”项目历经几十年，才发现引力波的信号。这个项目还是幸运的，位于意大利、德国等地的诸多项目也在寻找引力波，却没有找到。

对于一个人来说，几十年可能意味着用整个工作生涯来做一件未必会成功的事情。“其间甘苦自知，但这就是基础研究。”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杜惠平说，以物理学为例，从设想的提出、模型的建立、体系的形成到最终技术成型是个漫长的时段。“很多基础理论起初就是个猜想，有的被论证了，有的被证伪了。但即使被证伪，也不能说没有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说，在急于取得成果、急于获得收益的社会氛围下，基础研究有时不得不被制定为短期计划，而短暂周期本身就与基础研究不相适应。

“基础研究最要不得急功近利。”全国政协委员罗永章建议，在全社会塑造崇尚科学、关注科学家的氛围，对踏实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给予应有的理解、尊敬和礼遇，为他们潜心研究创造条件。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管理体系，并给予基础研究“非诚勿扰”、内外安静的环境。

“目前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杜惠平委员说，建议培养更宽容的治学创新环境，容许从事基础研究的人能够从事热爱的工作，而不以苛刻的绩效量化考核要求出成绩，不然只能起到反面作用。

基础研究的无用之大用

“中国古代有庄子‘无用之用’的论述，古希腊时期有对‘无用之学’的实践，这恰恰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说。

一些人认为，基础研究要么出不了什么成果，要么就是清谈、空谈，脱离于社会。小胡本科就选择了历史专业，硕士毕业后做了公务员。“刚考到北京上大学时，家乡人都恭喜我，但一问专业就不说话了。”小胡说，“虽然现在从事的工作和专业没有直接关系，但历史学深深影响了我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在最初可能没有明确应用目的，甚至看不出有何应用前景，然而一旦取得突破就有可能带来划时代的意义。”杜惠平委员说，而人文领域的基础研究关注人的历史活动和精神世界，同样很慢，却具有认识社会、引导社会、传承人类文明的功能。

王本朝委员认为，基础研究并非脱离社会需要。“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就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他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犹如人之双臂、不可偏废，应用学科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基础学科却能带来社会效益以及知识、观念变革。

李兰委员今年带来的一份提案关注基础研究。“作为对策研究的理论土壤与分析方法支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她建议从国家层面，提高智库建设中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并重，从政策支持、资源分配、体制建设等方面为智库的基础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支持。

一旦突破前景广阔

西南山城重庆，一个涵盖石墨烯制备、材料应用开发、终端产品制造的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去年实现综合产值６６亿元。

２０１３年初，中科院重庆研究院研发出国内面积最大的单层石墨烯薄膜，重庆市迅速跟进完善创新链、打造产业链，启动科研人员股权激励试点，创建石墨烯研究院，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后续应用开发。

“石墨烯这样的前沿技术取得突破后，一旦打通产业链将带来非常广阔的商业前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技术评估与转移服务中心主任杨帆说。

“基础研究做得好，并且科技成果转化能跟上，就能产生巨大的效益，并为相关学科学生提供充足且优质的就业机会。”罗永章委员向记者举了胰岛素的例子，“我国是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率能够达到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每年仅胰岛素市场就有４０００多亿元。”

杨帆代表说，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是相对漫长且风险较高的过程。要创新基础研究的科技金融支持模式，保持投入的连续性；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要加强技术与市场前景的科学系统评估，既要尽可能规避风险，也要防止热门项目一哄而上，造成投资浪费。

代表委员们认为，做学问要看社会和学科的长期发展。“人才和创新研发环境是关键。要形成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吸引人才投入研发的良好机制，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和工作环境。”杨帆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