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

　　下山溪自然村昔日的茅草屋。资料图片

　　今日赤溪长安新街一瞥。张亭摄

“他们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或供妇女‘坐月子’吃几天。他们身上穿的破破烂烂，有的人买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

32年前，王绍据不会料到，自己一个基层通讯员，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反映福建省宁德地区福鼎县磻溪镇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贫困状况，竟引起全国轰动——

1984年6月24日，本报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为题，在头版刊登这封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默默无闻的赤溪村，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扶贫第一村”。

32年时光荏苒，当年风华正茂的王绍据，如今两鬓染霜，早已退休。重访旧地，他感慨最多的，不只是赤溪由贫困而小康的今非昔比，更多是党中央对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从未忘却、始终如一的牵挂和实践。

赤溪，对王绍据，是一段32年的不解之缘；对我们，是一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追寻之旅。

实事求是找路——

一封改变命运的信

两天前刚刚下过一场雨。20年鲜有人走过的山路，覆满了落叶和青苔，踩上去一步一滑；头顶上，很久没人砍过的茅草密密丛丛，即使是枯掉的叶子，也如锯子般割着我们的脸和手……

从山脚到半山腰，爬了好一阵子，我们才真正明白村干部为什么再三婉拒带我们来看下山溪村旧址：“路不好走，你们上不去的。”

路，这不成其为路的路，曾是下山溪畲族村民心中无法抚平的痛。今年70岁的李先如，40多年前就眼睁睁看着妻子因难产来不及送医而在家中一间茅草屋去世。

当时，包括下山溪在内，赤溪村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姥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褶皱里。九鲤溪、下山溪，夹村环绕。出村唯一的路，就是盘踞山间的羊肠小道，人货皆难进出，跳出“贫困的陷阱”殊为不易。

“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不动了就返回。”虽然有言在先，但我们不想半途而废，要真切体会一下如今仅留在民谣里的赤溪之苦——“昔日特困下山溪，山高路险鸟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

近一个小时后，李先如的侄子李乃松，用柴刀指着头顶一块不到100平方米的空地说：“下山溪到了。”

手脚并用爬上一截近两米高、几乎垂直的陡崖，我们才明白，李先如老人所说“前门听水声、后门听鸟鸣”的意思——崖下几百米处，是只闻其声、难见其形的溪水；紧贴屋后，是七八米高垂直陡立的山崖。下山溪村就这样“挂”在半山腰上。

“这一小片台子上住过3户人家，是三兄弟，虽是茅草房，却是当时下山溪历史上唯一一户从山外娶进过女人的人家。”王绍据依然清楚记得32年前第一次走进下山溪采访的情景。

1984年5月，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王绍据，带着干粮，只身从县城乘两个小时长途汽车到了磻溪镇，再徒步18公里来到下山溪。其时已过晌午，村里人还在地里干活，只有李先如因为生病独守家中。

“平日吃什么？日子苦不苦？”

“没吃过肉，没吃过大米，全年吃地瓜米配苦菜，最好的人家到春节也才买得起100斤三合谷（由粟谷、糯谷、晚稻混合而成）。”

返城路上，下山溪村民的贫困景象，一遍遍在王绍据脑海里回放：原本110多人的村子，因为贫困如今却只剩81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国家能给些特殊政策吗？回到家，他连夜一气呵成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就赶到省城投稿。

相熟的老编辑却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你这报道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你还是党员吗？”

“真的是我错了吗？”一腔热血翻涌一夜后，王绍据毅然将稿件投给《人民日报》。

来自闽东山区“蝴蝶翅膀的那一下扇动”，借助本报掀起了巨澜。“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另一方面，这就是农村尚有局部地区和少数贫困户，在生产、生活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领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报评论员文章让王绍据吃下了定心丸。稿件刊发后，他收到了来自24个省区市的数千封来信，有要求代转粮票、油票、布票及现金的，甚至还有表示想来赤溪落户参与建设的。

福建省委和福鼎县委也迅速反应。县委当天召集相关部门开会，会上当场拍板免除这一年下山溪村征购粮任务；第二天，县委书记、县长带领有关部门，和王绍据一起到下山溪实地调研。

最初的办法和社会上的关怀，思路基本一致：送钱、送物。于是，“输血”开始了——福鼎县各个部门筹措资金，为下山溪22户村民平均每户送来3只羊和一些树苗、鸡苗。

然而这种救济式扶贫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精心饲养的羊羔，不到一年损亡殆尽；年年栽下的树苗，也都长不大。“就是这种割我们脸和手的茅草，羊吃不了，吃了就得‘烂嘴病’‘烂耳病’；树苗也一样，山地太薄不长根，年年种年年死。”回顾当年，李先如愁得只能一趟趟找王绍据诉苦。

王绍据坦言，“输血”不治本、“穷根”依旧在。行路难、行路难，无路就走不出真正的“脱贫路”。

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下山溪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整个赤溪村贫困率达90%以上。而其时，地处闽东的宁德尚属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转变观念造福——

搬出一方新天地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每次重温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王绍据都难掩激动，“针对当时闽东的贫困状况，地委发出了‘摆脱贫困’的庄严承诺，一下击中了闽东人的心坎。”

1989年7月，因为那封信，一没大学文凭、二没办报经验的王绍据，被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成为正在复刊筹备中的《闽东报》负责人。在他身后，此时的闽东大地，一场以转变思想观念为突破口的摆脱贫困攻坚战正在打响。

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宁德贫困状况多次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坚持“滴水穿石”的精神……

只有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才能使贫困地区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考非常深入，“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

工业、农业都离不开电力，闽东的优势就是丰富的水电资源。在宁德地委的强力推动下，赤溪村上游的桑园水电站1989年当年就进入前期准备，1993年实现全面开工。因施工所需，赤溪村通往外界的羊肠土路变成了可以走货车的砂石路。

要想富，先修路。赤溪迎来了转机。憋着一口气的黄国来和许文贵，怎会让基础开发式扶贫的机遇稍纵即逝？

黄国来时任赤溪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当时少有的上过初中的文化人。许文贵时任磻溪镇党委书记，他还有一个身份——桑园水电站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分管移民搬迁。

老黄的想法是，从村里再修条路接上这条砂石路，把分散的14个自然村集中起来；而许文贵却在想：能不能把移民搬迁的办法“移植”到赤溪？两人一碰撞，一个“搬”字脱口而出，不约而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整村搬迁安置的想法，传到了下山溪村老人们的耳朵里。世代居住于此的畲族老人们反对：“下山干啥？天不是咱们的天，地不是咱们的地，路不是咱们的路，死了都没地方埋！”

最终打动老人们和下山溪村22户村民的，还是实打实的政策与心贴心的诚意。

今日赤溪村主路——长800米、宽15米的长安新街，那时还是一大片竹林、菜园和杂地，属于村里以杜姓为主的几大宗族族产。为了安置下山溪村这22户村民，1993年夏，老黄代表村两委和族长们谈判，他们最终答应以每亩2000元价格出让。

“每户两层楼，沿着长安新街规划线两侧各11户。他们只从山上带下来80根木头。”包括盖房用的砂石、水泥、空心砖等建筑材料，钱全部由赤溪村两委和镇里在上级帮助下筹集，孩子们一并转入赤溪小学。就连老人们担心的坟地，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了：坟墓可以迁到村后山里。

从1994年8月到1995年4月，下山溪村22户村民全部完成搬迁。由此开始，20年间，赤溪另外13个自然村的群众，也分三期陆续搬至长安新街两侧。截至目前，赤溪村408户、1800多人，已有356户、1500多人搬到中心村。下山溪搬下来的第二年，桑园水电站建成，赤溪村结束了无电的历史。

今天走在长安新街上，水泥路面，平坦硬实。两侧多为三层小楼，一楼是店面，二、三层为住家，每榴（当地土语，即一栋）均为3.8米幅宽、12到15米进深，彼此相接，不留缝隙。商业牌匾、路灯、垃圾箱、指示牌、停车位，均统一制成，井然有序。清晨时分，勤快的闽东妇女早早打开店门，或煮粉烧菜，或擦桌拖地，给寒气凝霜的大山冬日，平添了丝丝暖意。

赤溪整村搬迁的成功经验，迅速遍及闽东。霞浦县一位村民喜迁新居后，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造福工程”由此得名。1994年，福建省将此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山区调研脱贫工作。随后，沿海“连家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等一系列工程，也一并纳入“造福工程”。

一场跨世纪的“挪穷窝”“拔穷根”的脱贫行动，在八闽大地全面展开。至2014年底，福建累计完成6000多个自然村、超过100万农村人口搬迁。

搬迁成功了，生活环境改善了，孩子们也有学上了，不用再顿顿都吃地瓜米了。但新问题又来了：靠着人均不足1亩的土地，如何“稳得住”“能致富”？人一聚，无事干，酒一喝、牌一打，原本宁静的山村，逐渐变得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