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

实事求是找路——

一封改变命运的信

两天前刚刚下过一场雨。20年鲜有人走过的山路，覆满了落叶和青苔，踩上去一步一滑；头顶上，很久没人砍过的茅草密密丛丛，即使是枯掉的叶子，也如锯子般割着我们的脸和手……

从山脚到半山腰，爬了好一阵子，我们才真正明白村干部为什么再三婉拒带我们来看下山溪村旧址：“路不好走，你们上不去的。”

路，这不成其为路的路，曾是下山溪畲族村民心中无法抚平的痛。今年70岁的李先如，40多年前就眼睁睁看着妻子因难产来不及送医而在家中一间茅草屋去世。

当时，包括下山溪在内，赤溪村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姥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褶皱里。九鲤溪、下山溪，夹村环绕。出村唯一的路，就是盘踞山间的羊肠小道，人货皆难进出，跳出“贫困的陷阱”殊为不易。

“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不动了就返回。”虽然有言在先，但我们不想半途而废，要真切体会一下如今仅留在民谣里的赤溪之苦——“昔日特困下山溪，山高路险鸟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

近一个小时后，李先如的侄子李乃松，用柴刀指着头顶一块不到100平方米的空地说：“下山溪到了。”

手脚并用爬上一截近两米高、几乎垂直的陡崖，我们才明白，李先如老人所说“前门听水声、后门听鸟鸣”的意思——崖下几百米处，是只闻其声、难见其形的溪水；紧贴屋后，是七八米高垂直陡立的山崖。下山溪村就这样“挂”在半山腰上。

“这一小片台子上住过3户人家，是三兄弟，虽是茅草房，却是当时下山溪历史上唯一一户从山外娶进过女人的人家。”王绍据依然清楚记得32年前第一次走进下山溪采访的情景。

1984年5月，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王绍据，带着干粮，只身从县城乘两个小时长途汽车到了磻溪镇，再徒步18公里来到下山溪。其时已过晌午，村里人还在地里干活，只有李先如因为生病独守家中。

“平日吃什么？日子苦不苦？”

“没吃过肉，没吃过大米，全年吃地瓜米配苦菜，最好的人家到春节也才买得起100斤三合谷（由粟谷、糯谷、晚稻混合而成）。”

返城路上，下山溪村民的贫困景象，一遍遍在王绍据脑海里回放：原本110多人的村子，因为贫困如今却只剩81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国家能给些特殊政策吗？回到家，他连夜一气呵成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就赶到省城投稿。

相熟的老编辑却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你这报道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你还是党员吗？”

“真的是我错了吗？”一腔热血翻涌一夜后，王绍据毅然将稿件投给《人民日报》。

来自闽东山区“蝴蝶翅膀的那一下扇动”，借助本报掀起了巨澜。“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另一方面，这就是农村尚有局部地区和少数贫困户，在生产、生活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领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报评论员文章让王绍据吃下了定心丸。稿件刊发后，他收到了来自24个省区市的数千封来信，有要求代转粮票、油票、布票及现金的，甚至还有表示想来赤溪落户参与建设的。

福建省委和福鼎县委也迅速反应。县委当天召集相关部门开会，会上当场拍板免除这一年下山溪村征购粮任务；第二天，县委书记、县长带领有关部门，和王绍据一起到下山溪实地调研。

最初的办法和社会上的关怀，思路基本一致：送钱、送物。于是，“输血”开始了——福鼎县各个部门筹措资金，为下山溪22户村民平均每户送来3只羊和一些树苗、鸡苗。

然而这种救济式扶贫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精心饲养的羊羔，不到一年损亡殆尽；年年栽下的树苗，也都长不大。“就是这种割我们脸和手的茅草，羊吃不了，吃了就得‘烂嘴病’‘烂耳病’；树苗也一样，山地太薄不长根，年年种年年死。”回顾当年，李先如愁得只能一趟趟找王绍据诉苦。

王绍据坦言，“输血”不治本、“穷根”依旧在。行路难、行路难，无路就走不出真正的“脱贫路”。

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下山溪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整个赤溪村贫困率达90%以上。而其时，地处闽东的宁德尚属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