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水战略”——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下）

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９日电题：重塑中国“水战略”——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下）

新华社记者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未来我国面临的水安全形势将更趋严峻，传统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以当前的水资源“家底”，如何保障十几亿人口的用水安全，如何撑起第二经济体的前行步伐？

构筑中国水安全，需要全新“水战略”。

从治水到亲水　新时期“水之道”浮出水面

“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５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

中国需要怎样的“水道”？这是一个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人水关系上，就是要从以前的治水、用水，走向惜水、亲水、实现人水共生，这是新时期中国的‘水之道’。”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建华说。

“传统的水利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水利部部长陈雷认为，今后要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转变，从过度开发向主动保护转变，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各个领域。

新的“水之道”，是现实发展的必然之需。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８％，近２／３城市不同程度缺水；２７．２％的河段水质、６７．８％的湖泊水质为三类以下，无法饮用；全国约３０万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日益凸显的水安全危机，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挑战。

新的“水之道”，是人水关系演变的规律呈现。从早期的对抗到利用，再到当下的走向共生，人水关系发生着深刻的演绎变化。

在历史学家眼中，农耕文明就是一部水患发生史、人水斗争史。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统计，在１９１１年民国成立前的２０００多年历史里，中国共发生水灾１６２１次。这期间，人与水的关系中对抗色彩明显，治理水患成为农耕文明的一大主题。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大范围水电利用，人水关系演变为人对水的利用关系，在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让水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污染加剧、生态恶化等问题逐渐暴露，生态专家一度发出“水利对人有利、对水无利”的感慨。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人水和谐共生的新阶段，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应是既要改造和利用，又要主动适应和保护。人类要由河流的征服者，转变为河流的朋友和保护者。”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说。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水情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判断‘十三五’时期水资源严峻形势基础上，针对水资源管理工作提出的指导方针和总体要求。”陈雷表示，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必须坚持思路先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加快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

摆脱水之困还原水之美，各地探索哪些“水之术”？

“皮肤一碰到水，就会发痒。”这是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辖区水域河长张明凯对浦阳江水曾经的“深刻记忆”。

古有传说：西施在河边浣纱，水中鱼儿被她的容貌惊艳得沉入河底。这条河就是浙江境内的浦阳江。但前些年，浦阳江却成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牛奶河”。

上世纪８０年代起，２．２万多家水晶加工户陆续遍布这座山清水秀的小城，加工的粉末废物把沿途的支流染成了一条乳白色的河，河中的鱼儿死了，溪边的芦苇不见了。

浦江人手捧的“水晶饭碗”，难道注定要盛满无法入口的污水？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２０１３年，浙江全省启动“五水共治”行动，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浦阳江成为首个攻坚对象。

开展水晶偷排专项整治；开展六条支流河道清淤疏浚和清理垃圾、打捞河道废弃漂流物；实施街道１３个村环境卫生连片整治建设；强力推进拆违治污……

浦阳江污水整治是“五水共治”的例证。“共”是关键，也是难点。

“从治的内容看，上、下游共治，左、右岸共治，水岸共治；从治的主体看，省、市、县、乡、村共同治水，环保、水利、建设、农业等部门共同治水，社会、企业、公众共同治水。”浙江省治水办副主任施彩华表示，一定要“一盘棋”，共同部署，系统治理。

如果说“五水共治”是靠外力来实现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那么该如何释放水资源管理的内生动力？用好“市场之手”十分关键。

在“缺水之都”北京，农民李凤霞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水的金贵。

以前种自家的４分菜地，算成本只想着种子、肥料、农具等，从没想过水。２０１５年，她开始“算计”着浇水。

“过去浇地只收抽水的电费，现在改按方收水费，而且有用水限额。”李凤霞说，窦店镇河口村分配给她８０立方米的年用水指标，以后用水得更节省。

这一变化源自房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包括河口村在内的１１个村２．１万亩井灌区。房山区水务局农水科科长于占成说，农灌结束后，对限额内节约的水量进行奖励，限额内的水量每节约一立方米奖励１元，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水是公共产品，水治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但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办。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优化对水资源的配置等探索，已在一些地方扎根发芽。

安徽省定远县引入民间资本治水已近１０年。记者在该县永康自来水厂看到，车间内几台大型自动化净水设备正不间断生产自来水。该厂日供水２万吨，受益群众２万多人。

水厂总经理朱从军说，该厂总投资５０００多万元，国家和个人“四六开”，政府财政控股，但不参与盈利和分红，盈利全部归社会投资者，社会投资者拥有所占股份的产权。

定远县全域化规划布局自来水厂选址建设，每个片区只准建设一个日供水３０００吨以上的自来水厂，并将各水厂供水范围特许经营权授予其社会投资主体。“这样既避免了政府多点重复无序建设，又考虑到了自来水厂长期运行和生存问题，保证了社会投资者风险最小化。我平均年纯收入可达１２０多万元。”朱从军说。

“定远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社会资本，既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又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来长期运营自来水厂，政府只需加强监管和稳定水价。”定远县水务局副局长唐全胜说。

截至目前，定远县已有６０多万曾经饮水不安全的群众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好模式正在各地推广。在北京、福建、广东、云南、海南等地，积极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探索通过特许经营、股权投资等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还需要出台哪些“水之策”？

以水定产、以水定城，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度不小。

河北，我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份之一，地下水超采严重。同时，河北又是我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和旱地粮食作物重要供给区之一，用水的７０％来自地下水，其中地下水的７０％多用于农业灌溉。

“一方面国家这两年投入巨资在河北压采地下水、保生态，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要求出产量。在生态问题突出、国家粮食产量充足的前提下，能否适当核减河北一些地下水超采严重市县的粮食生产任务？”河北的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

“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就是有多少水干多少事。目前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有待于加强。”许新宜呼吁。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是近年来我国严格管水的亮点。具体来说，就是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和阶段性管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各省区市建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三条红线’能否真的成为‘高压线’，还需要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使考核与地方官员‘官帽子’真正挂钩。水问题成因复杂，‘九龙治水’治得好，必须要地方一把手重视。”在采访中，一些地方干部说。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目前，能够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水价机制还不健全，造成“水龙头拧不紧”。

“农业用水占６０％以上。现在全国农业水费平均每亩地９分钱，只是成本的１／３，而且实收率不到一半；投入５到８元钱节约一立方米水，而水费才省１毛多钱，一亩地按３００立方米水来算，才节约几块钱，市场积极性不高。”业内专家对记者说。

在城市生活领域，目前，我国在２９个省区市的３２１个城市已建立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有专家指出，在一些城市，由于第一阶梯水量设置得过多，市民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并不高，水价制度只是“看起来很美”，必须切实推进水价改革。

此外，对水的治理，还要系统发力。

“水与土地、山林不同，水是流动、循环的，水问题的解决必须遵循其流域性规律，在流域层次上建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朱党生说，协调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水和地下水关系，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防洪减灾、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等需求和目标。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要从局部区域和河段向区域和流域尺度转变，从传统水利工程向生态友好型水利工程转变，从行政推动向立法、技术及标准制约阶段发展。”朱党生表示，严格水生态空间管制，留足河流、湖泊及河湖滨带的保护范围，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构建生态水网体系，实施河湖水系连通。

专家呼吁，提高流域机构监督执法地位，推进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管理；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及其经济利益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快建立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执笔于文静、王宇、熊争艳，参与蔡敏、周楠、郭雅茹、吴锺昊、刘羊旸）

　　直面中国“水困局”——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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