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业内人士回应补全票争议：应废止霸王条款

铁路部门涉霸王条款屡被诉

近10年来,铁路部门因涉“霸王条款”屡屡被起诉。

2013年,因所购站票与坐票同价,却未享用相应座位服务,上海交大学生雷闯起诉上海铁路局；2014年,雷闯再次因同样的情形起诉广深铁路公司,尽管被判败诉,今年2月他又再次起诉广深铁路公司,请求判令将购买的无座车票打5折。

2014年,律师董正伟因不满退火车票被扣20%退票款,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公开退票成本等信息遭拒而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判决要求国家铁路局撤销原答复,重新答复。

2015年,广东乘客陈书伟起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索要一张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发票,但被告知火车票就是发票,陈书伟认为被告有提供发票的民事责任,应以自身行动取得消费者信任,希望能借此推动一些规则出台。

与陈绘衣的情形类似,湖南长沙律师何奎也因丢票补票问题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退还重新购票票款和2元手续费,并索赔1元。

2014年10月,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铁路部门向旅客退还其重新补票的票款。

一审虽然胜诉,但因被告上诉,今年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何奎的诉讼请求。

尽管如此,公民挑战“霸王条款”的维权行动始终不断。

除了个人,福建、浙江等地消保委针对丢票需全价补票的规定,均向铁路法院提起了消费公益诉讼。

“破除霸王合同,促进公平交易,需要法治。”上海律师丁金坤认为,破除霸王合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行政监管,二是司法个案,促进相关法律制度完善。

据介绍,针对霸王条款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这条规定甚好,但操作性差,因为没有规定认定无效的程序及主体。”丁金坤认为,当前,各地工商部门也查出许多霸王条款,但经营者不听,无可奈何。如果有了公告无效的审查,就可以促其废止霸王条款。

丁金坤说,铁路公司无视买票证据,为了管理方便,要消费者承担经营风险,很霸道、落后,从根本上违反了平等互惠原则。

通过个案反思铁路立法变革

长期以来,基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关联性,铁路运输立法相对封闭。2011年,温州发生动车事故,有关赔偿标准等所引发的争议就可见一斑。

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石东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这些个案反思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中传统铁路运输业态的基础上,以维系秩序为导向、强调优势者的利益保障和秩序导控的铁路运输法律法规规章,应及时予以变革。

“首先,应进一步增强铁路运输立法的时代性、时效性。”石东坡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一定的社会经济运行及其微观利益流转呈现出的电子化、信息化与网络化情形,要求将法律确认的行为规范中的信息传输内容与方式予以法定化,这是“互联网 ”的背景与进程中的必然。

据了解,早在1999年的合同法、2004年的电子签名法中,电子证据已经有所体现。2013年起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加以明文规定。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中第一百一十六条以列举的方式详细规定了作为民事证据类型的电子数据。

“由此比较可知,铁路运输立法的有关状况不仅缺乏时效性,且缺乏科学性。”石东坡就此评价说。

石东坡认为,应进一步增强铁路运输立法的公正性。铁路运输立法的变革,应当促进铁路部门在“互联网 ”方面的业态探索、适应和创新,将铁路运输的消费者作为铁路运输立法的知情者、参与者、表达者和博弈者,以更为科学、民主的立法实践打造满足公众期待的铁路运输立法的升级版,甚至发挥在“互联网 ”的运输法治方面的示范和标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