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周边为基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新世纪以来，世界油气逐渐向“中东、中亚、俄罗斯”和美洲两个供给、出口中心地带，美国、欧洲和亚太三大消费中心位移，并与“一带一路”中的能源丝路在“中东、中亚、俄罗斯”供给、出口带和亚太、欧洲两大消费中心区域叠合。

众所周知，能源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瓶颈。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能源探明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3%。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逐渐拉大，能源消费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于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面对着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the Malacca Dilemma）。“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发展，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实现“不设置障碍”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的“魔鬼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之一就是“民心相通”。这是实现双向开放的内政和外交条件。民心通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文化通，文化通当中就包含了语言通，语言不通怎么去做民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专门讲，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这对民族地区“双向开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心相通，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准则，体现着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道路特色。我们必须用这样一个民族政策的理念来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路、经济走廊的对外开放建设。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传统的交往关系，其中包括语言相通、文化相通、习俗相通、宗教相通等因素。例如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与中亚几个国家都能够相通，跟西亚的国家也能够相通，甚至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也能够相通。这是我们的优势还是劣势？承载这些文化的少数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中，应该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转换，同时也面对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各民族人民发展进步的艰巨任务。作为双向开放发展的中心区域，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还要应对敌对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使中国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首先在国内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时，培养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和各类人才，使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开发者、建设者、双向开放的实践者，这是民心相通的重要优势。中国的民族政策理念突出了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指向，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是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使我国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延伸的基础。

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属于我国内政的民族政策中的观念和原则，同样可以延伸到对外开放的实践中。我国石油企业在中亚国家中的实践，就彰显了这种效果。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的石油企业实行企业在地化、职工本土化，确定了中-土职工3：7的比例，花大力气为所在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学习当地语言，为当地民生等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实践，正是属于我国内政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涵。这些成功的实践，也证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国内、在边疆民族地区更好、更充分地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要做得更好，使“墙里”的民族政策之花，更加广泛地飘香于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司马迁总结先秦、秦汉历史有关“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说法，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这一“新空间”就包括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优势，也包括了承载多样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中发挥的对外“人心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政策中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理念，与“一带一路”大棋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赢，是完全相通的。

总之，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大棋局，目的是建设内通外联、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内在的机理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谋求地区事务或地缘政治的主导权。沿线沿带国家不是棋子，都是棋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的成效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成败。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边疆地区的人文优势是最重要的“软实力”。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2012年获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其学术专长为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世界民族问题、蒙元历史、北方民族史、台湾原住民、西藏事务、文化多样性、族群理论等方面均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近年研究著述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等。

（本报记者殷泓 通讯员沈晨叶根据郝时远讲座录音整理编辑）（本版图片除标识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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