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

中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立足于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多元一体大家庭各成员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精神纽带，即共有的精神家园。

总体而讲，中华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交响。中华文化如同一个交响乐团，各种乐器的特质之音、七音八度的差异之声，在指挥的协调下共声交响，演奏出美妙和谐之声。“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这是古人从音律和谐中感悟的治世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就是一个现代交响，各民族共生，谁也缺不了谁，它必须是在多样性的交响当中演奏出中华民族的华彩乐章，才能够实现这种尊重差异的多元一体。

中华文化的现代“交响”，包容着各民族文化的音质声调，在中国共产党“指挥”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旋律，演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乐章。这就是尊重差异、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

在国际比较中坚定自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个自信”，这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当中，必须要强化的一个自我意识。

近年来，对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是国内外学界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民族政策出了问题，进而在所谓的“反思”中产生了一系列评判：“苏联模式”“大拼盘”“调整说”“失败论”。同时以“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命题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学习美国、印度、巴西的“大熔炉”“文化化”“族群说”“社会政策化”，重返民国“宗族论”，直到“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取消“民族身份”等集大成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些观点一方面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实践，在民族关系领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西方历史上，处理种族、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问题，长期采取奴役、歧视、隔离、驱赶、强迫同化甚至灭绝的政策。所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都源自西方。即便废除了奴隶制，仍实现“隔离但平等”（美国）、“既不平等也不隔离”（巴西）、“种族家园隔离”（南非）等制度和政策，“白人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才在“承认的政治”观念中转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平权政策”实践。

自197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影响了欧洲和众多实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政策实行到今天又陷入了所谓的“承认的困境”。2010年、2011年德国总理、英国首相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2014年欧洲委员会发表最新完成的欧洲人权状况报告，报告指出：今天的欧洲民主、法治与人权状况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糟糕的。欧洲面临的人权现状，其中包括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腐败、拐卖人口、放纵仇视言论等。在欧洲，39国有歧视少数民族的问题，23国执法粗暴，23国排斥和歧视罗姆人。在许多欧洲国家，贫困和高失业率助长了矛盾冲突与极端主义势力的抬头。一年多来美国连续发生的警察对黑人施暴案及其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不仅使世界而且也使美国人自己认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美国远未克服，种族问题远未解决。

这些都表明，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因此，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即便是借鉴某些具体措施，也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国情和政策依据。

很多人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经验”，特别是各种族“共居”的“组屋计划”，同时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身份证上的族别标注批评质疑，取消之论比比皆是。那我们就来搞清楚“新加坡经验”究竟是怎么回事。新加坡不叫民族问题，叫种族问题。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中的“组屋计划”，实施条件就是身份证上的“种族”（race）标注。它的社区建设就是按照三大种族的比例入住，现在它的身份证上已经出现了90多个种族的标识。比如华人和马来人结婚了，为孩子办出生证的时候，父母可以为孩子选择种族，可以是华人或马来人，也可以是华-马来人，或马来-华人。随着来新加坡移民的外国人的增多，种族类型也不断增多，但政府不厌其烦地标注在身份证上。公民15岁的时候有一次更改种族识别的权利，之前是父母给确定的，如果不更改，这个身份证一辈子跟着你了，你买房子，享受各种各样和种族有关的政策全部要依据你的身份证。

那么，我们的身份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把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取消了，是不是全国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就加强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的去思考问题，更不能说看着人家哪儿好就一定适合我们，我们必须搞清楚人家背后支撑的东西是什么。新加坡有这套政策，他们也搞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而且比我们搞的更加繁多具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民族政策，既有尊重历史、顺应人心的一面，又有体现国家统一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是基本国情、历史演进、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在处理统一和多样的问题上，我们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问题。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拓创新，这是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深刻阐释的重大政治原则。这条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伟大成果。对这个成果，我们要万分珍惜。如果说实现程度不够，是因为支持这种制度优越性的经济基础还未达到那个水平。所以，必须正确看待我们的国情，不能因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自以为是，也不能因为制度还没有充分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下的优越性而认为技不如人，就要妄自菲薄地追随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