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工业经济新常态：挑战与动力

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方面挑战

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为什么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将来会“V”型反弹，而是步入一个中高速的“新常态”，理论界给出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工业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期，每个阶段转换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变化。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中期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会自然回落。我们的长期跟踪评价表明，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将会出现一些重大的挑战和风险，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工业革命三大挑战。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性也不同寻常。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看，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战略性产业。从程度看，从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2个月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二是由于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许多产业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试图通过长期需求逐步消化掉已几无可能。三是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急需转型以及我国体制改革不到位等矛盾的集中体现，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与产业重组、雾霾治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的综合治理工作，而且是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所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这个任务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在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那么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具挑战性的是，我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其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直接“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了，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既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又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就有可能被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