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踏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陌生土地，张宏(化名)只是单纯地希望尽快用所携资金办理一个新的身份，再前往第三国“暂避风头”。他没有想到的是，“新身份”的获取何其艰难，第三国没去成，反而在印度尼西亚待了十七年。
在异国他乡，张宏是别人眼中和善的印尼华侨，是一名专事游客接待的导游。而在中国上海，警方从没忘记他是公安机关备案在列的境外逃犯。
今年，中国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上海警方全力追缉，从14个国家和地区抓获22名境外逃犯，张宏也就此落网。历时十七年，张宏成了上海警方此次行动捕获的逃亡年限最长的“狐狸”。
在上海市看守所，人民网记者隔着铁栅栏见到了羁押着的张宏。尽管他用上海话强调“我是标标准准的上海人”，但他的口音却像个“印尼华侨”。尽管他穿着囚服带着手铐，但整个人却显得非常精神，他说，“我没有自首的勇气，但我早有了服法的准备”。
“从魔鬼那里拿来的钱，花在了魔鬼身上”
时钟拨回17年前的1997年8月1日，当年30岁的张宏冒充银行经理，伙同他人以“手拉手”存款短期内即可支付高额息差为名，用一张伪造的“企业存款证实书”将上海某事业单位的一张面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本票骗走，并实施转账、提现等行为，造成被害单位巨额财产损失。直到12天后上海警方接报此案，张宏已辗转潜逃南京、重庆、成都、广州、北海等地，并在当年10月4日，从海口机场出境，转机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跑出来只是想暂避风头，因为当初办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都不容易，新马泰离中国太近不敢去，能拿到印尼的算不错了。”
就这样，张宏一起来到雅加达的还有六七十万元赃款，在1997年，这是笔巨款。可谁曾想，这笔钱在12个月里就被花完殆尽。张宏这样解释，“easy get easy go，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应该是你的，去得也会很快。用一句印尼的话来讲：从魔鬼那边拿来的钱，花在了魔鬼身上。”
来到印尼的张宏本想在当地买一个“灵活”的新身份，好方便自己去到第三国，所以多次去印尼黑市试图花钱“漂白”自己：“第一次花1万7千美金，当中还包括到香港来回机票。后来才发现，买了的证件都是假的，有关部门根本不认可。来来回回4、5次，把带去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因为“要想的事太多”，初逃海外的张宏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那时候，我每个月有20多天睡不着，失眠。”
滞留雅加达不到一年，印尼“九八排华”暴乱发生，“遇上九八排华暴乱，冤枉钱花了很多。我住的公寓房每3天要花5000，请军警保卫，这样的情况持续了2个礼拜。”排华暴乱结束已是6月初，“到了七月底时，买一张船票都没钱了，只能找人借钱。”
“每一根草都有活下去的幻想”
“地球上每一根草，在碰到石头时，都会找一个缝生长出去，何况我们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总是想能够活下去的幻想。”
想要“活下去”的张宏，就这样开始了在印尼的漂泊，“离开雅加达后，我去了苏门答腊岛，在棉兰待了很久，在附近的棕榈园区采棕榈籽、施肥、巡逻，还在棉兰郊外海边养殖石斑鱼、草虾。2000年，我回到雅加达，到离雅加达7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山区种茶叶。后来还去过爪哇岛帮朋友找木材、找藤条，去过苏达曼丹岛找矿石、找煤炭。印尼90%的地方我都去过，待的最长的就是雅加达和巴厘岛。一言难尽……”
在棉兰的山区茶场，张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说一句中文，但却学会了印度尼西亚当地语言，“我是在山里做工时学会当地语言的，都是接触原住民，是一个学语言的好环境。”
尽管生活困难，但张宏自称自己没有影响很多，“用自己挣的钱买咖啡，花自己挣的钱，其实很安心。”
除了这样的心理安慰，张宏也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可能我脸皮比较厚，我没东西吃了会跑到隔壁村庄，就算一点都不认识的人，我也会说，‘请你给我一杯咖啡喝喝，我有钱会还你十倍’。人家就给我了，等我赚到一点小钱后，我也会还给人家十倍。人有命，上帝看到，你想要的一定会发生。对你自己承诺要兑现，借一还十，下一次人家会借你更多。”
张宏说，“我想过一辈子在印尼生活，每次到这种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自私的念头，就是60岁一定要回到自己家。因为60岁，人的各种私欲、七情六欲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来坐坐监牢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莫名其妙地为上海自豪”
在印尼待久了，张宏成了“印尼通”，他知道哪里产的木材最好、哪里出的藤条有名、哪里的海域最适合潜水，他也终于发现自己最擅长的是中文，“那边华侨的国语不能跟我比的。”因为机缘巧合，有朋友推荐张宏去旅行社当导游。
“我是2000年开始接触导游职业的，但旅游也有淡旺季，自己也想做其他事，所以刚开始的导游工作其实是断断续续的。刚开始主要接待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游客为主，最近十年接待大陆游客较多。”
2001年，美国发生“9.11”暴恐事件，印尼旅游业一片萧条，7、8个月之后慢慢恢复。但是，2002年10月，巴厘岛又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当地旅游业再遭重创。直到2003年，旅游产业逐渐恢复，张宏的导游职业开始固定下来，自己的生活也得以改善。
最近10年来，张宏接待的大陆团逐渐增加，时不时就会碰到上海的游客，但出于安全考虑，始终对自己的沪语口音刻意回避。“我听见上海话很亲切的，有时候到下一个景点会主动买零食水果分给他们，理由不讲的，就说，‘大家一起来享受享受’。”
导游，是个用嘴巴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能让常带大陆团的张宏尽情说中文。“如果导游对国内行情了解一点，一般游客是不会反感的。我有时候会跟大陆游客聊聊国内股市、聊聊国内领导人。他们也不会关心我的真实身份，玩还来不及呢。” “我本来以为时隔多年，自己的案子过去了。不然也不会做导游，做这种和国内有密切接触的工作。”张宏说，“印尼有很多中文电视，我一直关注上海的飞速发展，很欣慰，莫名其妙的自豪。其实，这又不是我建设的。”
“心里头的责任关过不了”
导游职业的发展，让张宏的海外生活走上正轨。他不仅结识新的朋友，甚至在印尼重新成家，娶了一位印尼华侨为妻，有两个养女，还养了3条狗。当然，张宏对自己的逃犯身份守口如瓶，直到被警方抓获，印尼的妻子还蒙在鼓里。
“印尼是回教国家，负责任的男人可以娶4、5个太太。”离开中国时，张宏在上海有妻有女，但在自己外逃与国内失联期间，上海的妻子已与他解除了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她已经是我的前妻。”
随着时间推移，张宏和国内朋友、家人的联系也紧密了许多，近些年更是经常用微信与前妻和女儿联系，“大概在女儿读初中期间，我曾建议妻子再嫁人，不能一错再错，耽误了她。但是她并没有直接回应，之后也再没有谈起此事。”自始自终，前妻是否再婚，张宏并不清楚，“但我内心依然是希望妻子再找个好人家嫁了。”
张宏和女儿之间关系更是微妙。逃亡时，张宏的女儿还在上小学。“我从来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的真实情况，只是说出差在外”，他认为女儿比自己聪明，“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如今，初长成人的女儿在国外读大学，因为时差原因，他和女儿大概两三个星期联系一次，“她今年就毕业了。我会问她谈第几个男朋友了。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读什么专业。”
“大概5、6年前，我也有想过被抓那一幕的出现，但没有足够勇气回来自首，一直拖着。每每看到周边朋友有家庭，对家人有交代，自己心里就很不舒服。”张宏说，逃亡多年，自己心里的“责任关”还是过不了。
“今年9月18日，我知道这步棋下完了”
逃亡期间，原本信佛的张宏，开始改信基督教，也开始相信“命中注定”。
“我养了3条狗，如果相信命运的话，每一条狗的过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征兆。去年8月，我的最后一条狗死了，果然之后开始有中国警方查到我，之后我便没有再回家住了。” 在印尼，因为身份问题，张宏被当地警察问询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只要口袋里有钱，他的心里总是保持乐观。“在印尼碰到警察我不害怕，有移民厅的人来找我，我会花钱打点，费用不高，没有定数。最多的一次是给了他们一块劳力士表，最便宜一次只花了大概10元人民币，请他们喝茶，他们便不会为难我了。”
不过，面对中国警方的境外追逃，张宏便失去了“打点”的出路。这也就是他所谓第三只狗去世的征兆。他不知道的是，自今年7月公安部决定开展“猎狐行动”以来，他便是上海警方重点追捕的逃犯之一。
9月1日晚23时左右，张宏正在旅行社里和同事开会。“我们当时正在讨论三天以后安排中国来的团体要如何安排。突然，有两名便衣民警走进旅行社，直接和我说上海话‘你还知道我们来找你做什么吗，你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吗’，我听到这是上海话，我就知道自己完了。”当晚，张宏束手就擒。
“刚出去的时候，就像在下棋，一步走错步步错。直到今年9月18日，我知道这步棋下完了。”9月18日，张宏以“潜逃境外长达17年的金融凭证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被押解回沪。
“我也不要请律师，我愿意服法”
对于警方的抓捕，张宏没有丝毫怨言，还多次表示了感谢，“如果没有警察同志，我想自己很难有勇气主动回来，现在心里很坦然。”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张宏没有回避任何提问，他说，“如果各位的采访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目前的环境有正面的帮助，我完全愿意接受采访。我也不要请律师，我愿意服法，就算判我20年我不会讲，也不会申请减一天，该还的我就来还。我做错了。”
张宏并不担心自己的女儿和印尼的妻子会通过媒体知晓事实真相，“我想她们都会理解的。我总有服刑结束的那天，走出监狱，就是我对两个家庭负责的开始。”
上海警方的“猎狐行动”，仍在持续。作为潜逃时间最长的“狐狸”，张宏还主动通过媒体向其他“狐狸”喊话，“如果有和我一样的人，那么，各位朋友，还是早一点拿起我没有拿起的勇气，主动和我们的803(注：上海刑警)汇报，这样会比较好，路会比较宽。”
在看守所，张宏也在尽力练习上海话，“我现在的室友也有上海人，他们会教我。现在讲回来，慢慢调整，但舌头还是不灵活。但一定会恢复的，毕竟从小讲到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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