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院院长:20世纪中国曾形成"反传统的传统"

　　孔府大门(资料片)

《史记》中,只有孔子,以布衣身份而居“世家”之列。

以学传家,以文化传世,孔府世家可谓最纯粹的文化世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的文化特质,不仅为孔府世家的世代传承奠定了独特的文化基调,还使孔子所开创的文化体系,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如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所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

只要愿意,每个时代都能从孔子那里得到精神给养,不过作为家族,孔家的显赫特权早已被消解,如今的孔氏后人,又如何才能在老祖先的福荫里重拾“第一家族”的德性光环?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教儒学要先筛选

2014年9月28日一早,蒙蒙细雨笼罩在曲阜上空。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上午9时整,晨钟九响,整齐洪亮的诵读声,伴着细雨响彻孔庙内外,古朴的孔庙被瞬间唤醒。

这是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曲阜孔庙祭孔大典。当天,由政府工作人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海外孔子学院代表、孔子后裔、宗亲及专家学者等,组成了4000多人的祭祀队伍。

而家在曲阜的孔令绍,作为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却没有参加这次祭典。据孔令绍介绍,祭孔活动分为公祭和家祭。“家祭每年就有两次,分别在春季的清明节和秋季的孔子诞辰日。”

2011年起,孔子后裔联谊会有意让儿童加入家祭活动。62岁的孔令绍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也是家族致力于让孩子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表现,他的孙子第一次随他参加家祭时,才刚满3岁。

在孔令绍看来,在家中对孩子培养,是对世家文化的内在传承,让孩子接触祭孔仪式,则是让他感受世家文化的外在形式。“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内在的培养,孩子就感觉不到外在形式所带给他的震撼了。”

仪式所塑造的神圣感,能不断强化家族认同。孔令绍仍记得儿时的祭祖传统,“在我的家庭中,有两件事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他说,一个是春节祭祖,另一个则是每年两次对故去老人的祭拜。

“祭祖台上摆着祖先牌位,中间是‘始祖至圣先师仲尼之位’,两侧高祖、曾祖、祖父、父母的牌位依次摆放。”孔令绍向齐鲁晚报记者描述,半米多高的蜡烛台、铜质香炉及供果、供菜摆放在供桌上,长辈们坐在祭祖台前守夜,给孩子们讲祖先的故事,讲家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些情景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每次祭典对孔令绍而言也是一次内省的机会。“有如此伟大的祖先,所以不能有愧于祖先和自己,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好,努力争取成为一个社会的楷模。”他说。

当然,孔令绍在对子孙内在文化培养方面的用心,绝不输于在家族礼仪教育方面的重视。孔令绍说,因年龄原因离岗后,生活重心就转移到了孙子身上。他常给孩子讲述孔子的故事,这让孙子两岁起就对孔子产生了兴趣,提出想学《三字经》。

“为了让孩子学好《三字经》,我搜集来各种版本,然后从多个版本中各取其长,重新编排。”孔令绍在整理中发现,传统的《三字经》中“没有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于是他填上几句:“施耐庵,述水浒。吴承恩,云西游。罗贯中,醉三国。曹雪芹,痴红楼。”

在教孩子其他儒学内容时,孔令绍也进行了类似的筛选。“没有必要让他学习全部内容,所以我只挑选了《论语》中关于治学、敬老和修德的50段。”再以《弟子规》为例,他一开始感觉这本书讲述的种种规矩,对孩子的自由成长是一种束缚,于是教了两段就停了。

言传之外,孔令绍更重视身教。“你教他什么是良好的品德,也得让他看到怎么践行良好的品德。”孔令绍说,“要让孩子看到做人应该守住的底线,守住底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坚守。”

孔令绍说,行为的影响是直接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比如你在孩子面前坚持不闯红灯,慢慢地孩子自然也不会去闯红灯。”孔令绍犹记得,28岁时母亲崔昌英去世,弥留之际把孔令绍喊到面前说,“你必须记住两句话,老实忠厚修子孙,尖酸刻薄损后人。”

“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仍然觉到很震撼,像这样的教化,终生不忘、代代相传,对一个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孔令绍说。

皇帝亲自过问孔家读书

让子孙后代接受文化教育,是孔家历来重视的传统。“没有文化的支撑,撑不起世代相传的世家。”孔令绍说,从记事起,“诗书继世”四个字就被爷爷写入春联,每年必贴于内门之上。

在他童年生活的乡村,能坚持让孩子上学的家庭少之又少。孔令绍四岁半丧父,而独自撑起家庭的母亲仍然坚持要孩子上学读书。

孔令绍一家对家族文化的守护,可谓整个孔府世家文化传承的缩影。但两千多年的家族文化传承,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孔府世家的开创者,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育可谓严格。据《论语》记载,在孔子不用向弟子授课的时间里,常问及孔鲤学习的进度。“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就是孔鲤两次经过孔子堂前时,孔子督促他学习并告诉他学习意义的典型写照。

孔子晚年时,儿子孔鲤和最得意弟子颜回相继去世,给孔子巨大打击。此时的孔子,常喟然而叹,担心自己的理想和学问无以为继。幸而嫡孙孔伋察觉到了孔子的忧虑,接过了家学传承的第一棒。

据《孔丛子·记问》载,“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大意是,父亲劈柴,而儿子不帮忙背着,就是不肖,孔伋决定要“子承父业”。

孔伋的志向深得孔子赞赏,孔子着力培养他研习《诗》、《书》、《礼》、《乐》,并不时进行指导。孔子去世后,孔伋又师从曾子、子游及子夏等人,得孔门真传,并继续传予自己的后代。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曾学于孔伋的学生。因此,孔伋上承孔子、曾子,下启孟子,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称为“述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思想以“国家思想”形式得以提升,这也为孔子后人更好地传承世家文化提供了条件。可至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又导致孔子长孙“子息不昌,文脉不张”,一时再现传承困境。

即使在文化最不发达的时期,孔氏子孙依然不忘学诗学礼的祖训。而皇帝对衍圣公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光绪皇帝曾当面要孔令贻“延请名师”。

光绪二十年,皇帝问孔令贻“你在家做什么?”孔令贻回答说:“写字看书。上年奉上谕,命臣延请名师,奈臣家空乏,请不起。”可能是孔令贻故意哭穷,因为下面他接着就向皇帝回报说:“又蒙上谕,查找祀田。臣已咨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福润,并不与臣查找。”皇帝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孔令贻回答说:“祀田系湖团地,均在沛县,此地归徐州道收粮。不知有何手眼依他们将祀田归于臣,格外人情并非臣本分。”

即使到民国中期,孔府入不敷出,仍然重视子女的教育,并且紧跟时代,聘请不同学科的老师为子女授课。

孔德成姐弟三人有庄陔兰、吕金山和王毓华三位长期老师,詹老师和边老师两位短期教师,1924年还请吴伯萧教过一年英语。长期老师中,庄陔兰进士出身,曾任翰林,应教孔府,不要薪俸,教授经学和书法；吕金山是举人,王毓华是新式学堂毕业。开设五经四书、七弦琴、数学、英语等课程。

据记载,每天六时半要读早书,八时与老师共用早餐,餐后有授经、书法、作文、写诗等功课,十一时下学,回内宅与母亲午饭,午饭后继续受经、学诗、书法,夏日六时晚餐,冬日五时,但晚上要上灯学,每天还要记日记。十天一休,选在“成”日,但很少休息,只有祭祀、扫墓时才放学。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祥林说,很多人都批评孔令贻的继室陶文潽,但她其实是很有见地的女性,兵荒马乱,经济拮据,仍聘请名师教授子女多方面的知识,还购置了《图书集成》等许多书籍。

由于重视教育,衍圣公家族文化素养很高。到了清朝末年,孔府世家子孙中,有著述者已多达三百多人,留下著述近千种。

“上世纪反传统的传统该纠正了”

孔家历代的丰富著述成了今人们家庭教育的源泉,他们常常对比先辈们家庭教育的方式,来反思现代家庭教育的得失。

“比如家书,也是一种教育和学习。”孔令绍说,在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中,家书是一种一直被重视的方式。孔伋的儿子孔白,也曾云游列国传播儒家治国理念。彼时,父子两人常互通家书交流思想。

这一教育方式,被孔令绍重新拾了起来。“在孙子识字之后,每当我有事出门,常会给他留下一封信,上面写他应该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学点什么。”他说,遗憾的是没能长期坚持。

2014年国庆假期期间,孔令绍带孙子逛公园,在回家的路上,孩子突然提起,“爷爷,你得再给我写信。”这让他很受触动,“孩子并不排斥这种交流方法。”他说,于是回到家以后,他马上又开始给孩子写信。

孔令绍在这封信中写到,“你已经能自学了,这很可贵,自己能做成的事情,就不要只想着依靠别人。”孔令绍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他还写了他们祖孙二人在公园里玩耍的情景,以及回家路上祖孙俩交流的话。“孩子看了也很受感动,他跟我说,你得把这封信给我收藏好。”

对孔令绍而言,这就是他们家风的一个部分。“家风是什么?我认为家风是一个家族凝聚形成并沿袭下来,对其家庭成员有直接影响或心理暗示作用的家庭文化传统。”

“像家书、家风这样的教育,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孔令绍说,“现在很多家庭只重生,不重育,只重养,不重教。”在他看来,这正是社会转型期,家长们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

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对待文化传统,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在孔令绍眼中,执政党如此正面看待孔子和儒学,是对孔子和儒学理性而又成熟的认识,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孔祥林说,在我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像孔子世家那样,能受历代皇朝所恩宠。作为孔子的后代,他们披有圣裔的光环,享有历代给予的优渥待遇。但也正因此,孔子思想及孔府世家在“五四”及“文革”时期遭受打击。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表示,“在对待孔子与我国传统文化方面,人们的态度形成明显的两极,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迁怒于‘传统文化’,强化和放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于是,在20世纪的中国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中华文化传统。”

“这说明一个民族对其文化和历史认识上的不成熟。”孔令绍说。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后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孔子思想再一次从国家层面受到重视和肯定。由此,如何客观评价孔子思想及其意义,也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杨朝明认为,封建帝制时期,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使之变得“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而与此同时,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孔子学说儒家思想中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杨朝明说,应该关注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和德性精神的原始儒学,对儒学传统要有批判地加以继承,应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