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卫生巾救女获捐后携款离开 不肯公布善款总额

央广网北京10月12日消息（记者沈静文）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我娃娃是两岁得的病，现在两岁零六个月了。”从这句话开始，四川男子王海林开始被很多人知道。他的女儿小雅在半年前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仅靠妻子每个月不到2000元工资和低保生活的一家人很快坚持不下去。考虑再三，王海林带着女儿在成都街头摆出小摊，卖卫生巾；他同时在身旁的纸牌上写上“求好心人帮帮女儿跪谢”这样的字样，并且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银行卡号。因为“男人卖卫生巾觉得很古怪”，坐在路边的王海林穿上了粉红套裙，戴上了红色波波头假发，男扮女装。

王海林：治病花了二十六七万，我就是希望早些筹点钱，让她的骨髓能够实现移植。

“筹钱给孩子做骨髓移植”，这是王海林被媒体报道时朴素的出发点。但很快，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昨天，王海林突然带着巨款，离开成都去了济南，一度失联。王海林的妻子说，仅10号这一天，一家人就收到40多万元的善款。

王妻：昨天就有40多万块钱，骨髓移植我也不晓得要多少钱，还是未知数，要问医生。

王海林离开了成都，这张不断有捐款汇入的银行卡，也离开了成都。今天，中国之声记者十几次拨打王海林电话，但是都没有能够接通。而有媒体报道，王海林昨天称，此次离开成都是去山东齐鲁医院想给孩子做配型，并且在他妻子此前上班的那个加油站去工作。王海林说，“配型成功我会辞职回来照顾孩子！”换言之，在孩子配型成功之前，他可能一直都会在山东工作。对于王海林的去向，他的妻子也只说了一个大概。

记者：娃娃的爸爸去哪里了？

王妻：在山东，他去上班儿。

对于王海林去济南“给孩子做配型”的说法，当有记者短信询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济南给孩子做，而不在孩子目前进行治疗的华西医院做时，他并没有回复。而被问及善款总额，王海林明确表示，为了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着想，不愿意再公布。王海林的姐姐同样表示，“这些钱有多少、怎么用，法律并没有规定我们必须要公布”。

王姐：钱是我们的，你们媒体不用去了解得那么详尽。

“你们不用了解得那么详尽”，这话说得坦率，给我们了就是我们的钱，我们有多少钱，别人管不着；我们要怎么用自己的钱，也是自己的事。那事实是这样吗？汇佳律师所的主任邱宝昌明确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

邱宝昌：接受捐赠的人应该要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去使用捐助的这个款项，捐赠人让你用于孩子治疗或者其他治疗的，那你要应该把这个钱捐赠了多少，用于多少，这个你应该要有义务向捐赠人去说明和报告，你得把捐赠款用于孩子治疗的要用于到孩子身上，而不能落到他用，他是一种救急，而不是一种脱贫，用于改善生活方面。

2012年初，为救患白血病的儿子，湖南株洲男子凌豹连发3000多条求助微博感动了网友，但是在收到数十万捐款之后，凌豹被发现花了10多万给家里盖了新房，并表示“十多天前见过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了”。如今带着善款远离妻子的王海林，让不少人担心，凌豹的故事或将重演。对此，原民政部慈善司司长、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坦承，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有相应的机构组织、使用捐款一直是业界更为推荐的选择。

王振耀：因为募捐是一种公共行为，从全世界，包括美国、欧洲，包括日本都一样。如果要进行公共募捐，其实管理的是很严的，都是需要到政府部门备案，都要有公开的募捐那个批准的书，他现在没有，客观上我们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公开的法律规定，他实际上是不妥的，他又说他这是私事儿，那就更不妥了，你自己在那儿摆着他还能募捐，这就不好说，因为现在咱们法律不健全，慈善法，各方面都没有公布，有这个漏洞，你做完你必须去做一个报告啊，这样对慈善其实是一种伤害。

如王振耀所说，目前我国对个人募捐的相关法律限制还有待完善。但是邱宝昌也强调，这不绝意味着个人募捐是法外之地。

邱宝昌：我们有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捐献事业法，合同法里面有个赠与合同，这也就规范了一个捐赠和赠与，但是有的是个人，像乞讨、无着落，他这里面也要切入一些捐赠，像这种个人有的在公共场合，有的是通过发布一些信息去获取捐赠，或者是要求介入捐赠，像这样的规范他就没有特别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