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

“四方”——

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 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难以“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英美，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

从制度传承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