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与员工相差百倍 旱涝保收成官员“养老院”

任职靠任命，“官大”就能拿高薪

２０１３年，Ａ股上市公司中最终年薪超过５００万元的公司高管有５３位，金融类机构占近半壁江山。

不少金融业内人士反映，与接受股东监督的上市大行相比，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待遇情况更隐蔽，大量未上市的地方“国字头”控股银行薪酬披露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从财政、审计等监管部门发布的整改情况看，以报销名义发放职工补贴、按岗位确定“固化”薪酬增幅等做法，存在于多家地方城商行、农商行。

一方面是高薪酬、低风险，而另一方面，赴银行任职却往往仅靠“一纸任命”就能获取动辄超百万的年薪。

据中央第四巡视组通报，吉林省有多位副省级领导干部违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其中受贿１９１９万元已被判无期徒刑的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退休后便选择任吉林银行董事长“发挥余热”。青海银行、浙商银行、齐鲁银行等一批地方国资持股银行高管，也调任自政府官员，部分官员“跨业”前并无企业经营经历。

“有一批银行高管不是靠市场化选拔、行内层层培育，而是官员这边刚卸任退休，那边就去下属企业接任，还保留行政级别待遇。政府任命去一个好地方拿高薪，难道就能培养出银行家吗？”上海金融学院副校长贺瑛教授说。

“银行薪酬高不高应由市场决定，但部分机构薪酬机制没有与工作责任挂钩，高管任免与问责没有市场化，靠‘官大’就拿到高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指出，国企薪酬机制不能助长不劳而获。

高薪旱涝保收，改革需去“行政化”

对金融业高管来说，薪酬高的同时还能旱涝保收。例如，成都银行年报显示，其行长、副行长等管理层平均薪酬多年上百万元，水平频频赶超五大行。然而，２０１２年其净利润增速从４８％缩水至５．７４％，同比放缓近九成，成为业绩最差的排队上市银行。

财政部也曾通报，郑州、呼和浩特等地城商行薪酬管理违反规定，高管薪酬逆势大涨，限薪令执行不到位。

国资委、银监会近年已多次要求，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应与绩效挂钩，商业银行的薪酬机制也需与治理要求相统一。“但现实中，不少国企高管多数时候都旱涝保收。”某银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坏账核销，利润从５０亿元骤降至２亿元，降幅超过九成，高管薪酬却未受影响。

专家建议，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的需要来看，规范任职、薪酬机制可以走市场化的“双轨制”之路。

截至上年末，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已达６２．６６万亿元。贺瑛认为，国企高管的任免、产生要逐步市场化，薪酬应和高管的产生方式挂钩；如果靠任命当高管，应明确限薪；如果是市场化选聘，薪酬与问责要与市场水平看齐，与业绩关联，对股东负责，要根除“自己定标准、自己拿高薪”现象。

《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已要求，商业银行应制定绩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规定。银行有权视任职期间过失，向高管追回绩效薪酬。“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银行高管普遍采取薪酬延期支付，动辄因贷款损失被追索薪酬。但至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名国有金融高管因坏账、违规放贷，被追索或止付薪酬。”孙立坚说。

业内人士建议，还要刹住官员赴金融机构任职之风。我国首家民资控股的城商行、台州银行董事长陈小军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市场化的激励与竞争，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本土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