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仅招收200多名学生,毕业生大概只有2000名。这个学校只发文凭,不授学位,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可在这里培养,但必须到别的高校注册。按照中国某些大学评价的排名,巴黎高师恐怕要名落孙山了,但这个学校却培养出13位诺奖得主、10位菲尔兹奖得主,还有生物学之父巴斯德、蓬皮杜总统和两位总理等。 令人担忧的是,大学排行的规模导向使得许多大专院校热衷于扩招、合并、扩张,但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却没有解决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的问题。 此外,尽管学科评估和各种大学评价不与经费直接挂钩,但仍给学校带来很大压力。“评价的压力,使许多学校利用一切关系去争取科研项目和经费,而且科研项目越大越好。”杨卫说,“目前很多大学的研究经费飞速增长,学校的科研经费远比学费、政府拨款、校友捐款、校办企业收入高。” 一份中科院的调查显示,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的导向是科研诚信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专家认为,科学评价是把双刃剑,过度的评价会触发科研的不端行为。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彭金辉把“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急于当导师”的现象称为:将“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艰辛变成“一年磨几把小刀”的短期速成。 而一直让张宏费解的是,为什么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大多是网络和媒体发现的,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发现的?“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监督机制、惩罚措施在哪里?” 对此,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勤坦言:“科技评价体系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三方评价机制不健全;科技评价规则有时执行不严,流于形式审查;监督及处理的手段太弱,导致审查、评价过程中形成寻租和腐败,违规代价过低等。” 他分析说,目前,评价指标不全面,有些在操作上过分简化,使得对于某些群体的评价不科学、不公平。比如,某些单位对科技工作者只以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部委级课题承担数等进行考察,而忽略了学术内容和实际贡献。同时,评价的操作不严格,只重形式、不管内容,评价时只找熟人或有学术关系的圈内人,互相捧场。此外,外行评内行,权力左右学术评价。由于评价权、审查权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评价工作常常要听命于行政权力;由于对评价的监督不够,使得评价不透明,就会发生暗箱操作的现象。 “科技界学风浮躁、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腐蚀了科技界的肌体,损害了科技工作者的声誉。”他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从内在原因看,是一些科研工作者道德约束力削弱、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泛滥所致;从外部环境看,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科学道德教育机制不健全、学术批评与监督不力等不无关系。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张宏说,他在国内一些大学看到,还是有很多大学老师和研究者希望“大学做大学曾经想做的事情,把科学和名利分开”。在张宏看来,“科学就是科学,跟科学无关的都应‘Pass’掉。” 本报记者 张文凌 通讯员 刘春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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