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 彰显贵州优势弘扬文化

　　“彰显贵州独特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现场

4月11日下午，“彰显贵州独特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喀斯特公园举行。

来自政府、企业、高校、学界及媒体界的多位专家莅临座谈会现场，从道德、良知、修为、社会治理及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建构等多个层面和角度畅谈阳明学说之于当代贵州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发。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成道于贵州”,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开端。天下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场为始发地。

　　研讨会前，专家学者们考察在建的贵阳喀斯特公园

3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只要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传承好，核心价值建设好，就一定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

为此,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政协贵阳市委员会联合举办“阳明文化”研讨会，就阳明学说的深厚内涵、王阳明的社会治理、生态伦理、道德修养、家庭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研讨。

　　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姚远

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姚远在会后总结道，“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人既要有大的承担和责任，也要有小的切口和动作;文化的研究、先进的观念和信息要有一个物的载体，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好当代的解读与体验;采用更丰富的形式实现不同群体和文化之间的对话。”

精彩发言集锦

龙超云(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归宿感，已成为当前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进行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特点是什么呢?

一、我们要研究这个时代传统文化的变迁及地方文化的蜕变。

二、在这个互联网井喷式发展、新媒体成功占领所有阵地、新技术革命引发颠复性创新的时代，传统文化如何演化、变身、融合。

三、在这个重视政治与社会效益又呼喚市场效率，讲求公益性又追求产业性，“公私合营”混合经济的时代。传统文化如何强化适应、抗拒诱惑、拒绝干扰而独善其身。

四、在这个唯改革才能走出绝境、求开放才更好生存的时代。传统文化如何经受国内外、体制变化中种种空间的挤压，仍然流淌在中国民族血脉之中，凤凰涅槃而重生。

五、在这个各区域、各民族语言体系及表达体系纷陈杂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吸收的时代。传统文化如何坚持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表达体系的同时，由对抗变为对话、由封闭停滞变为融合共荣。

六、贵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回望贵州历史文化只想叩问：为何近些年来，少有大作品、沒有大师、难有大家的出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发展的文化，是进行时，是走在路上，因而重在行走，重在行动。建议：传统文化要融入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价值体系中去，成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传统文化要与市场对接。如建设弘扬阳明文化的基地，成为研究、传播和产业发展的平台。借文化产业之力，宏扬传统文化之美，让阳明文化“显象”而亲切，走入人间，走进人心，走向未来，造福于贵州发展。

陈海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阳明文化的知行合一，在当今来看，其核心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这应当成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内容之一。

知行合一是认知和行动的统一，认识，理性的东西应该得到深化;社会行为，应该得到教化。深化对优秀文化的认知，用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来引导大众。

古代和现代两种文明的冲突如何融合共生，历史文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贵州科学发展、快速发展、持续发展，不能只是简单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文化因素的深层次影响，这只会导致社会心态的浮躁，不可持续。摆脱贫困同步小康需要更多地关注文化因素，贵州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做的工作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说明高层关注生态底线、扶贫攻坚的同时，也对贵州文化建设非常关心重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要有具体的有形的平台和措施来落实。在全社会倡导核心价值观，要进行综合地系统的安排。先进文化的弘扬，要使用科学方法，尤其是要有“中国梦”目标进行持续引导。喀斯特公园的建设，火热的健康“塑身计划”方式等，都值得借鉴。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互补，也应当更加引起重视。

顾久(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顾问、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

王阳明的道德学说具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即人有本能的良知,良知具有其合理性，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第二阶段,是被选拔进化的良知。在更大的非血缘社会，机会主义态度给个人局部带来的利益更大;于是圣人、帝王出来倡导,录入典籍，成为选拔条件,成为外在规范的文明阶段。

第三阶段，即“致良知”,纯乎天理。王阳明认为要学习圣贤但要超越书本和实践，还在于静坐、自省、体悟的,源自古往、神圣敬畏、直觉神秘的“体验型道德”，有点像康德的“道德律令”。

王阳明的道德学说今天应该有创造性转换。“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这样的境界还回得去吗?该不该回去?我认为，康德所认为的欲望正当性更适合于这个时代。康德认为自我意识是真善美的基础，“自由”是道德法则存在的根基。康德提出“重新向善”，即人有欲望,但一个人对欲望的追求和“善”本身并不违背。当今中国现代化的道德指向不是回到王阳明，而是融通中(包含孔子、王阳明)西(包括康德)马(马克思主义)，打造新道德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

首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 末页 [在本页阅读全文]

王晓昕(贵阳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在贵州三年，阳明所揭示出来的一系列观念，虽然相对只是其一生理论建构的初设与局部，确已自成一相对规模之系列，成为其整体理论大体系的根基。这些观念分别体现在阳明发表的《五经臆说》、《教条示龙场诸生》、《象祠记》等27篇文章和100多首诗作中。概括说，我认为阳明有以下“六说”可以成立：第一，励志成圣的目标说;第二，心即是理的形上说;第三，勤学致知的工夫说;第四，“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责善说;第六，“知行合一”之宗旨说。此六说无不在今后阳明心学系统的展开期和成熟期得到深化和完善。其中“心即是理”与“知行合一”说，连同其晚年揭示的“致良知说”一道，成为阳明最终形成的心学理论体系的三大核心支柱。而“早期六说”，可以视为阳明心学体系之理论大厦最终形成的基石。

张新民(贵州大学文化书院荣誉院长)：

王阳明在贵州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的生命来说,也是人生的关键转折,用人类学的话来说，是“过关仪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用静坐的方法体验,抛弃名利和权贵,面对生死超越生死,体贴自我，之后生命焕然一新。

王阳明的道德履行践行在人本然的天理之上的,而不是教化。“天理”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天然的恻隐之心本来就有,所以他从来不强调。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宇宙的生生之道----宇宙要创生,天地变换草木生,这就是创新思想,这是他道德的实践,是创造性的力量，能感通天地。

阳明学说最关键的是讲“心”,就是我们怎么认知世界,世界怎么认知我们。这是是存在论的问题,并不是不是唯心,而是事物的存在只对人的灵性生命显现。良知学说很了不起,它感通宇宙，沟通内外;它是道德性的,而道德是符合人的需要的。失去良知就失去道德的世界。完善人格的根基就在人性内部。

明代是专制发展到高峰的时期,王阳明被贬到贵州,对朝廷判断是非真理的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在权力中心,而应该还原到每个人的良知。阳明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始终在发展。未来是东西方对话、整合东西方合理资源的世界,应该要有大视野、大眼光来包容,这个才是文明的对话。

于民雄(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

王阳明一生是在寻找一个最可靠、最有价值、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他发现芸芸众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人们希望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社会公正、和睦相处，这些都是“良知”的显现。

“良知”是价值之源，但也有被遮蔽的可能。“良知”的遮蔽是灾难性的，它必然会导致种种恶果。“致良知”是最高道德律令，它命令人只能依据良知进行道德修炼与实践。从消极方面看，“致良知”可以有效扼制人的私欲;从积极方面看，“致良知”可以实现道德自我。

人的想法是一个心理事实，但是王阳明不关注这样的事实。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属于自己，是私人领域，与道德无关，与“他者”无关。王阳明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关心国家和老百姓,他也会痛苦。人皆有良知，但也同时也有私欲。纵使他有终极关怀和生命的担当,但也不妨碍他去欣赏美景。

从外在目标指向上看，“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王阳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王阳明坚信，“良知”既是本体又是主题，既是标准又是价值，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在“良知”本体层面得到解释，区别在于，是“良知”的彰显还是“良知”的遮蔽。让人性变得更美好是“致良知”的终极目标。

范同寿(贵州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要认清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只有把握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于贵州实际，才能将其转化为后发赶超的动力。今天我们在谈文化的时候，应该更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功能。

首先，儒学固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但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等同于先秦儒家学说及其后来的发展，而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中国这方土地，地域辽阔，自古居住着众多民族。由于民族分布广，因而中华文明的起源绝不可能局限于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各地民族仍然有着自身的古老传统文化。

第二，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是不同的。每个朝代都有自身的考量。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新儒学,要将它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归宿中来。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为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吸纳融合西学,是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现在已经显现出走向世界、发展成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可见，我们在讨论传统文化时，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同样在伴随着时代的脉动在演变和发展。

第三，对于边远民族地区的贵州，因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异彩纷呈;汉武帝时期汉族移民陆续进入贵州，随即开始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与融合。基于这样的省情，在贵州研究弘扬传统文化问题，我们还需要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没有多彩的文化,儒家文化也不会拥有这样一片沃土。

何光渝(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省文联原党组书记):

今天讲传统文化,无非就是做一种现代性、创造性的转化。古人是古人的环境,今人有今人的环境。在各种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中,有很多个人的理解,这并不奇怪。现在重要的是要去糟粕、取精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很多,若干人在剔除,我们不能回到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讲的是“儒术”,和“儒学”没有关系。

对儒学发展进程的研究，应该要清楚其产生的背景：即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为什么这样说?不要去神化它。王阳明现在有点被神化的趋势，尤其在贵州。我认为，王阳明在来贵州之前、在贵州期间和离开贵州之后这个完全的人生轨迹要全部讲清楚,才能看得见真正的王阳明。我们的观念是需要一个圣人来统领一切,这个是不正确的。我认为，现在要做的是立足于现在,去伪存真,让先贤的文化维护今天的社会。

吴一文(黔南师范学院副院长)：

王阳明深邃的哲学思想，一般人难以了解、难以说清楚。我在高校分管的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我经常思考阳明文化里面是不是有让我们吸取的东西呢?是否有可以赋予当代的、地区性的特色的东西?是否对高校大学生的人生和理想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我之前看了王阳明的一些文章，我觉得确实是的。比如在《教条示龙场诸生》里面提到的理想。我们现在讲中国梦，要后发赶超，要和全国同步建设小康，就要教导大学生如何树立理想。我们是否应该去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然后运用到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生教育中去。

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国家层面的、公民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现在有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挑肥拣瘦哪里也不愿去工作，那我们如何后发赶超?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在这样的情境下依然不忘自己的追求，12岁的时候就励志做圣人，我想这对当代大学生教育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空谈是不会有效果的，我们的校园活动月是不是就可以谈阳明文化与大学生的理想教育。这样的做法可能更现实，更有利于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本网记者吴蔚 张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