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 彰显贵州优势弘扬文化

王晓昕(贵阳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在贵州三年，阳明所揭示出来的一系列观念，虽然相对只是其一生理论建构的初设与局部，确已自成一相对规模之系列，成为其整体理论大体系的根基。这些观念分别体现在阳明发表的《五经臆说》、《教条示龙场诸生》、《象祠记》等27篇文章和100多首诗作中。概括说，我认为阳明有以下“六说”可以成立：第一，励志成圣的目标说;第二，心即是理的形上说;第三，勤学致知的工夫说;第四，“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责善说;第六，“知行合一”之宗旨说。此六说无不在今后阳明心学系统的展开期和成熟期得到深化和完善。其中“心即是理”与“知行合一”说，连同其晚年揭示的“致良知说”一道，成为阳明最终形成的心学理论体系的三大核心支柱。而“早期六说”，可以视为阳明心学体系之理论大厦最终形成的基石。

张新民(贵州大学文化书院荣誉院长)：

王阳明在贵州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的生命来说,也是人生的关键转折,用人类学的话来说，是“过关仪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用静坐的方法体验,抛弃名利和权贵,面对生死超越生死,体贴自我，之后生命焕然一新。

王阳明的道德履行践行在人本然的天理之上的,而不是教化。“天理”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天然的恻隐之心本来就有,所以他从来不强调。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宇宙的生生之道----宇宙要创生,天地变换草木生,这就是创新思想,这是他道德的实践,是创造性的力量，能感通天地。

阳明学说最关键的是讲“心”,就是我们怎么认知世界,世界怎么认知我们。这是是存在论的问题,并不是不是唯心,而是事物的存在只对人的灵性生命显现。良知学说很了不起,它感通宇宙，沟通内外;它是道德性的,而道德是符合人的需要的。失去良知就失去道德的世界。完善人格的根基就在人性内部。

明代是专制发展到高峰的时期,王阳明被贬到贵州,对朝廷判断是非真理的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在权力中心,而应该还原到每个人的良知。阳明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始终在发展。未来是东西方对话、整合东西方合理资源的世界,应该要有大视野、大眼光来包容,这个才是文明的对话。

于民雄(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

王阳明一生是在寻找一个最可靠、最有价值、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他发现芸芸众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人们希望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社会公正、和睦相处，这些都是“良知”的显现。

“良知”是价值之源，但也有被遮蔽的可能。“良知”的遮蔽是灾难性的，它必然会导致种种恶果。“致良知”是最高道德律令，它命令人只能依据良知进行道德修炼与实践。从消极方面看，“致良知”可以有效扼制人的私欲;从积极方面看，“致良知”可以实现道德自我。

人的想法是一个心理事实，但是王阳明不关注这样的事实。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属于自己，是私人领域，与道德无关，与“他者”无关。王阳明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关心国家和老百姓,他也会痛苦。人皆有良知，但也同时也有私欲。纵使他有终极关怀和生命的担当,但也不妨碍他去欣赏美景。

从外在目标指向上看，“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王阳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王阳明坚信，“良知”既是本体又是主题，既是标准又是价值，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在“良知”本体层面得到解释，区别在于，是“良知”的彰显还是“良知”的遮蔽。让人性变得更美好是“致良知”的终极目标。

范同寿(贵州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要认清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只有把握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于贵州实际，才能将其转化为后发赶超的动力。今天我们在谈文化的时候，应该更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功能。

首先，儒学固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但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等同于先秦儒家学说及其后来的发展，而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中国这方土地，地域辽阔，自古居住着众多民族。由于民族分布广，因而中华文明的起源绝不可能局限于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各地民族仍然有着自身的古老传统文化。

第二，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是不同的。每个朝代都有自身的考量。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新儒学,要将它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归宿中来。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为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吸纳融合西学,是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现在已经显现出走向世界、发展成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可见，我们在讨论传统文化时，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同样在伴随着时代的脉动在演变和发展。

第三，对于边远民族地区的贵州，因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异彩纷呈;汉武帝时期汉族移民陆续进入贵州，随即开始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与融合。基于这样的省情，在贵州研究弘扬传统文化问题，我们还需要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没有多彩的文化,儒家文化也不会拥有这样一片沃土。

何光渝(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省文联原党组书记):

今天讲传统文化,无非就是做一种现代性、创造性的转化。古人是古人的环境,今人有今人的环境。在各种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中,有很多个人的理解,这并不奇怪。现在重要的是要去糟粕、取精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很多,若干人在剔除,我们不能回到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讲的是“儒术”,和“儒学”没有关系。

对儒学发展进程的研究，应该要清楚其产生的背景：即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为什么这样说?不要去神化它。王阳明现在有点被神化的趋势，尤其在贵州。我认为，王阳明在来贵州之前、在贵州期间和离开贵州之后这个完全的人生轨迹要全部讲清楚,才能看得见真正的王阳明。我们的观念是需要一个圣人来统领一切,这个是不正确的。我认为，现在要做的是立足于现在,去伪存真,让先贤的文化维护今天的社会。

吴一文(黔南师范学院副院长)：

王阳明深邃的哲学思想，一般人难以了解、难以说清楚。我在高校分管的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我经常思考阳明文化里面是不是有让我们吸取的东西呢?是否有可以赋予当代的、地区性的特色的东西?是否对高校大学生的人生和理想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我之前看了王阳明的一些文章，我觉得确实是的。比如在《教条示龙场诸生》里面提到的理想。我们现在讲中国梦，要后发赶超，要和全国同步建设小康，就要教导大学生如何树立理想。我们是否应该去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然后运用到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生教育中去。

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国家层面的、公民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现在有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挑肥拣瘦哪里也不愿去工作，那我们如何后发赶超?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在这样的情境下依然不忘自己的追求，12岁的时候就励志做圣人，我想这对当代大学生教育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空谈是不会有效果的，我们的校园活动月是不是就可以谈阳明文化与大学生的理想教育。这样的做法可能更现实，更有利于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本网记者吴蔚 张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