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学观象：文学不能成为负能量

时代和文学都要“大叙事”

张江：这些年的文学理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解构“宏大叙事”。有人甚至抱定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宏大叙事”是落后的创作观念，“后现代”，“小叙事”，纤细的个体和自我才是文学的正宗。宏大叙事过时了吗？放眼时代，人类不断开创着伟大的事业，生活朝气蓬勃地前进，奋斗向上的精神演绎着宏伟阔大的生命。大江东去是生活的主流，承载着共生的世界和人生。文学不仅是欣赏和娱乐，它也要给人感奋和动力。“宏大叙事”不会过时，文学必须有史诗般的恢弘巨制。

刘跃进：生活是多样的，文学也是多样的。在文学中，既需要“小叙事”，也需要“大叙事”。“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是陶渊明眼中的美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是曹操心中的气魄。“杨柳岸，晓风残月”代表着一种思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又是一种心情。它们都是美的。但是，有没有境界和情怀的高低之分？很明显，曹操和苏东坡展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情怀，是奋斗的向上的不屈的精神和气概；陶渊明和柳永哀唱了个人与私我的愁绪，是落寞的慵散的无奈的叹息和伤感。

我坚持认为，文学要反映时代。时代需要宏大叙事。文学史上，无数文学作品，正因为反映了时代，才有了大的气象，才成为永不磨灭的经典。杜甫的诗，唱安史之乱前后盛唐社会盛极而衰的社会递变，由此有理由称为“诗史”；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关切百姓民生，细小处入笔，才拓出一番宏大气象。曹雪芹写的家族命运却与社会制度相联，笔触极深。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更是将自己的思考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民的命运极尽关注，他们的作品，贯穿着鲜明的时代意识，追随着民族解放的步伐和共和国的成长，教育了几代人，号召了几代人，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所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战胜了多少挑战？闯过了多少难关？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欢悦？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时代的史诗，而相应的文学家的史诗却很难见到。时代需要史诗般的伟大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学亏欠了时代。

崇高之美尤珍贵

张江：“宏大叙事”和美学的“崇高”联系在一起。这些年来，“崇高”之美在文学中日渐稀薄，文坛更多充斥的是调侃、反讽和“小清新”。我们主张风格的多样化，但是，刻意远离“崇高”，或者用“恶搞”替代“崇高”，最终导致“崇高”的消解，我们不赞成。

高建平：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的精神享受成为需要；社会包容度的增加，为纯娱乐作品提供了空间。市场中的低级趣味，让一些人为名为利趋之若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觉得今天的文学不需要崇高了，只要轻松幽默地制造快乐即可。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调侃、恶搞、戏说。

文学可以多样，也应该多样。百花齐放，就是作家艺术家挥洒各自的创意。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压力下，有些作品博人一笑，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或者来一点“鸡汤”，慰藉一下心灵，也是好事。但是，如果文学仅仅满足于轻松幽默，甚至油腔滑调，这个民族的文学将难有前途。当下有这样一种现象，从文学到影视，到戏剧和小品，只满足于笑。不要深刻的内容，不要精彩的故事，不要厚重的历史感，更不要高昂奋进的格调，只要搞笑就好。这就有问题了。本来，能让人笑是一种智慧，但如果失去内容，剩下的只有笑，那就变成一种傻乐。

在举世言欢、娱乐至上的时代，神圣而庄严的崇高之美尤为珍贵。在内涵上，崇高是一种伟大、雄浑、宏丽、非同凡俗的壮美。有人曾经提出崇高的五种构成要素，我们尤为看重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壮怀激烈的情感。这种思想和情感，超越日常生活维度，让人心灵获得强烈撞击和巨大震撼，内心升腾起庄严感和神圣感，精神世界由此得到提升。仅仅热衷于幽默滑稽，把文学视为休闲娱乐之物，对壮丽崇高避之弃之，这是对文学，也是对作家自己的矮化。文学创作应该关注读者需要，但不能一味取悦读者，甚至用低俗的搞笑和调侃迎合读者，文学更应该用伟大的思想和昂扬的激情提升、引领读者。这种提升和引领，也许没有幽默滑稽来得轻松愉快，但惟其如此，文学的意义才更加凸显，文学家的价值才得以呈现。

文学代变，崇高不能丢。不能用流气、痞气、匪气来解构崇高，不能用日常生活审美化来消解崇高。在中华民族传统中，也有刚、大、圣的概念，中华民族以此为最高的审美范畴。我们还是需要这样一种文学，它有震撼力，庄严而神圣，有敬畏之心。这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