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饿死女童案“余震” 代表委员呼吁完善立法

一场不约而同的“立法之战”

三份提案、议案的主要内容大同小异，首先都提到了导致“南京饿死女童案”的社会症结，目前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1、家庭监管的缺位；2、监护约束机制的滞后；3、社会保护的片面；4、法律救济的局限；5、未成年人保护主体不明确。

对于这些问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出的解决办法不约而同是推动“立法”。

“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均对未成年儿童的生存权和监护制度加以规定，但原则性大于操作性，政策性大于实用性，并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儿童保护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周迅告诉记者，“鉴于目前南京市并无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我们建议直接制定《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李晓霞则告诉记者，在2013年7月，她曾经向南京政协递交过一份《关于在南京试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项目的建议》。她期待能从制度层面进行一些改善，包括：由政府牵头并交由民政部门统筹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工作；在学校、社区、医院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建立民政局、公安局、教育局、检察院、法院、卫生局、妇联、团委共同参与的家庭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建立强制介入、强制带离制度

不过李晓霞遗憾地告诉记者：“随后我发现，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来约束，制度上的建议执行起来很难。”

在葛晓燕检察长的议案中，更是直接呼吁“鉴于目前保护未成年人法律制度的缺位和完善制度的紧迫，建议南京市人大将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纳入2014年立法计划，进入立法程序。”

14日，南京市人大代表、该市妇联主席宋晓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南京饿死女童案)的实施处置过程中，有不少专家和司法部门对目前施行的全国法规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进行了分析，确实有很多只是原则性的表述：用词多为“相关部门”“有关责任人”责任方指向不明；多为号召性的口号；没有追责的法律表述……”

“妇联也希望能够通过地方立法，在有了上位法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细则界定的更加清楚，让执行环节上能够无缝对接。”宋晓辉告诉记者。

“地方立法”到底有没有可能？

然而，目前看来，这些来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的“呼声”和“建议”很难立刻放入到南京市2014年的“立法计划”中去。

据葛晓燕检察长告知，南京市人大在2013年底对她提交的议案进行回复时表示，2014年立法计划已经确定，这份建议他们只能纳入动态库。

而周迅院长于1月14日才刚刚提交的十人联名议案，则更加前途渺茫。

有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只是加入地方人大的“立法动态库”，那么到底何时能够真正开启“立法程序”，就很难说了。

更有司法界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地方立法水平很有限，问题很多。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但法律制定的本身就是一个很严格的过程，没有上位法的支持，地方立法根本不能称之为立法。”

对此，江苏省人大法工委主任刘克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表示，其实2014年的立法计划即使已经制定，也是可以调整增加的。

随后，他也坦承：“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国家的立法应该说比较原则，是存在一定不足的。那么地方立法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实施。是国家比较原则不够具体的，我们规定的具体，明确、具体、可操作、能解决实际问题，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的保护，这就是我们地方立法的任务和责任。”

“现在不是有没有法的问题，而是要说这个法管不管用、能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现在在这方面应该说还有待提高，我想我们这项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刘克希强调，“地方立法，包括国家立法，现在要强调精细化，也就是讲，能具体的要尽量具体，要管用，能解决问题。”

据南京市妇联在2013年年中对该市身处于困境中的儿童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该市被列入困境儿童的，约有1000多个家庭、2000多名孩子。

这些孩子的真实处境为：家庭处于城市低保线以下、单亲的甚至父母不在的、跟爷爷奶奶住的……

这2000多名孩子随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伤害”的对象，也随时可能滑入生存危机、生活危机、受教育危机等种种“深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