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任时俗变化 作家应有坚守

“朋友们，当你们走了万里路，踏上中国的大地时，可能已经发现，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的复兴。如我们大家所知道，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它也应该是文化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致辞拉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德作家论坛”的帷幕。她将这次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话比喻为“一个有趣的过程”：“互相凝视，互相发现，世界因此而广阔、而美好”。她期待德语作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作家的文学品格，了解中国作家面对壮阔丰饶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从而意识到中国的文学和作家从我们的历史和时代中领受的使命和责任。”

德语文学里曾涌现了无数杰出的诗人与作家。其中，里尔克、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等人，都对当代中国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直到今天，德语文学依旧生机勃勃，是值得中国作家重视的文学资源。而对于德语作家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散发着越来越大的诱惑。柏林文学论坛主席乌尔里希·雅内茨基曾说：“因为中国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关注，曾有的疏离之感逐步走向消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2009年，中国百名作家组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引起一时轰动，为中德文学交流开创了良好局面。4年之后，这种大规模的文学交流在北京接续了薪火。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柏林文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等联合主办的“中德作家论坛”于9月1日至2日在京举行。双方数十位优秀作家齐聚一堂，就“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责任与自由”、“家园与乡愁”等话题展开交流。

风号大树中天立

作家有没有异于常人的责任

“全球化时代，作家将承担何种责任”是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在这个略显沉重的题目上，中德作家各抒己见。一些人认为，作家也是普通人，与常人一样担负应该担负的责任，除此之外不该要求更多。但另一种观点却表示，作家应有天下意识与担当意识，为人须有大忧患大悲悯，为文须有大精神大气度。

德语作家罗尔夫·拉佩特常年为电视台撰写剧本，他觉得，人们总是谴责作家坐在象牙塔里创作文学，而不能在社会事务上表态，但是同样的要求却绝不会对牙医或汽车司机提出。拉佩特说，作家也是普通人，却总被用另外的标准来衡量，“有人愿意像德国的君特·格拉斯、瑞士的阿道夫·穆希格，做社会的良心，把大把时间花在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写评论文章等事务上，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愿意把这些时间用于纯粹的文学创作，这同样无可厚非”。

而在年轻的中国作家张悦然看来，作家并非普通人，与其说作家比普通人多具有什么天赋，倒不如说多了某种欠缺——他们与生活的环境之间，欠缺了某种润滑剂一样的东西，所以作家总能比常人感觉到更大的“摩擦”。张悦然觉得，这种摩擦使作家更为敏感，备受煎熬，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一直保有这种痛苦而可贵的摩擦，对作家来说十分重要。

对民族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作家贾平凹，发言中流露着古朴的中国传统文人情怀。他表示，中国素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传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是作家的必然选择。虽然作家开不了药方，但可以用史的笔法去记录时代，记录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

风号大树中天立，昂首向天鱼亦龙。这两句诗某种程度上传递了贾平凹的文学情怀与精神追求。昂然挺立，无畏艰辛，有所承担，贾平凹说：“文学艺术应乎天而时行，如燃烧的柴火升腾光焰，烛照黑暗。理想的文学是文明而刚健的，使社会元亨，并且自身也元亨。”

云层之上尽光明

优秀文学的境界都是相通的

家园与乡愁是中德作家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乡愁本来与爱情一样，是文学的永恒母题，自古就被反复书写。但在当下情况又有不同，因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在逐步“缩小”，人们的迁徙变得越来越频繁，充满理想色彩的乡村日渐稀少。这种变化会怎样投射到文学当中？

曾获得毕希纳奖的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认为，故乡是充满了矛盾的存在，在故乡所经历的过去，必会影响作家未来的创作。有人进一步说，对于作家而言，家乡其实是一种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是渴念之地、憧憬之所，因而常常带有理想色彩。不管现实的家乡如何发生变化，作家心中的家乡，反倒会因为距离的增加而感受越发强烈。

与会作家中，不少人都将书写的目光对准家乡：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西北农村，刘震云写“故乡系列”，方方的小说武汉味十足……家乡虽然是他们的书写对象，牵动着他们敏感的神经，甚至家乡的独特风情都已化入他们作品的骨髓之中，但如果你想依照他们的作品按图索骥，又常常会发现，他们笔下的那个“家乡”，更多富于记忆与历史的色彩。

中德作家对于家乡的感受不尽相同。有德语作家说，家乡好比大衣，离开家时要穿上，进入另一座房子后则要脱下。也即，家园意识并非恒定，它会随着经历的变化被重新“编码”。乡土意识极重的中国作家多半不这样认为，在中国，地域文化常常会为一个作家打上终身不变的烙印。但是，这不妨碍两国作家都能写出优秀的乡土文学。对此，贾平凹讲了一个故事。有次坐飞机，当飞机穿越云层，他看到天空刹那间变得一片光明，当时便有所悟：加在文学头上的种种因素，如题材、技巧、地域特色等，都只不过是文学上空的“云层”。这些云层尽管各有不同，但如果上升到足够高度，穿越云层之后，看到的将是一个相通的光明世界。贾平凹说：“优秀文学也是一样，到最后都是相通的。”

此心不随流俗转

盲从流俗是文学创作的大敌

此次论坛上，最吸引听众的，还属一些闪耀智慧光芒的独特认知。

“讲故事的人”莫言依旧选择用故事来表露观点。他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下海”风，他也按捺不住去当了编剧，写了10集电视剧，挣了一万五。原本还沾沾自喜，结果过不了多久，他就看到了文学陕军的东征，陈忠实拿出了《白鹿原》，贾平凹拿出了《废都》，一时间洛阳纸贵，陈、贾二人声名大噪。“我心里一震。我在忙着挣小钱，他们却都在干大事。”莫言笑着说，“所以我重新沉下心写作。作家还是得有坚守，任他时俗千变万化，八面来风，作家应该岿然不动，循着心中的方向前进。”

几十年来，中国文学忽而慕洋，忽而崇古，忽而尚雅，忽而追俗，学者专家论说不休。莫言却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什么时候，作家都应该是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者。不避中西、不择雅俗、不顾毁誉，使自己的创作别开生面。他说，只要能够为我所用，又何必管它是来自何方？

文学创作中，批判常常比肯定更能赢得掌声，于是催生了不少故作姿态的批判性作品，作家刘震云一针见血地讽刺了此类作者。“直接去写揭露与批判的作品，更容易受到当下的欢迎和另外国度的欢迎，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这类作品同样大大降低了文学品格。”他打比方说，“好像在街头用酒瓶子把自己的脑袋砸破一样，它肯定能吸引注意，但它并非生活的本来形态。”

以《平原》、《玉米》、《推拿》等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家毕飞宇，则表示要沿着鲁迅的道路，继续写分析中国农民的作品。在他看来，鲁迅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不仅对底层农民充满同情，而且还以理性眼光分析他们，看到了存乎其中的人性的鄙陋可怜。这一点正是很多作家学习鲁迅却未能超越鲁迅的地方。“他们在情感上偏向于底层人群，这一点令人尊敬，但他们同时认为，真理或正义也一定存在于底层之中，这就缺乏分析。”毕飞宇说。

作家徐则臣谈道，在近年一个阅读调查中，《红楼梦》、《百年孤独》被读者评为最“读不下去”的文学作品，显示了当下的阅读习惯与经典作品之间，正在形成巨大的撕裂。快餐阅读已经改变了读者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对经典文学产生了心理抗拒。而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人，不应该屈从于这种流俗，而应为经典作品的命运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