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寻找内地与香港观众 都有共鸣的题材

  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视艺术研究院院长陶冶分析：“CEPA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规定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可以享受内地电影的待遇，有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制片方可以获得更大利益。原先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是700万人口的香港和六七千万人口的东南亚市场，CEPA之后却可以背靠14亿人口的广大市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陶冶谈到，回看香港导演的北上之路，有两名导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陈可辛：“在找寻适合两地观众的题材上，陈可辛花了很大力气。他在2007年的作品《投名状》和2009年的作品《十月围城》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整合了香港人和内地人对于同一段历史的记忆，找到了两地观众都有共鸣的题材。自从1842年被割占之后，很多内地所经历的历史大事件，香港都没有经历过。但你看《十月围城》，这部影片选用了孙中山来香港这个历史事件做切入口，讲述了香港各界志士共同保护他的故事，这是内地和香港观众共同的历史记忆。”第二个是徐克：“徐克在2014年拍了《智取威虎山》，他把一个样板戏题材拍成了一部007式的商业类型片。电影在商业化之后一定会变成类型电影，以前内地更多的是把电影当成艺术、当成文以载道的表达，但香港电影人把一套商业类型片的拍摄手法带到内地来。”自此之后，一种新的合拍形式开始流行起来：内地提供题材，香港电影人进行类型化创作。

  “尽皆过火，尽皆癫狂”，这句来自美国知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的评价，成为香港电影最广为人知的标签。而田启文认为，香港电影人并非“为癫而癫，为狂而狂”：“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市场认可。拍片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观众和市场，也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业的自我尺度，知道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最重要的是拍好一部戏，得到观众认可。这是一种良性的生态。”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香港电影人，练就的一身拍商业类型片的好本领，成为他们融入内地电影工业的“撒手锏”之一。在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之后，香港电影人接触到更多样的题材。林超贤成功打造了改编自湄公河大案的《湄公河行动》和改编自也门撤侨行动的《红海行动》；刘伟强先拍了《建党伟业》，后来又拍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徐克和林超贤共同参与了《长津湖》和《水门桥》的拍摄，两部电影共收获超过97亿元票房。田启文说：“以前香港制作人基本没有办法接触一些军队题材，这种题材是要国家专属单位支持的，不然根本立不了项。但现在你看《长津湖》，徐克、林超贤、陈凯歌三大导演一起拍，当中有两个是香港导演。我相信国家逐渐意识到，电影首先是个商品，就算是主旋律题材，也可以用商业化的包装，让观众更易感受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