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一周年

全面两孩政策开放前,不少机构预测将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个别学者的估计更是超过千万。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

 资  讯 

全面两孩1周年 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

即时 | 2017-01-10 17:21

全面两孩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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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全面两孩1周年的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2016年1月1日,一声响亮的啼哭,郑州市民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比预产期晚了两天。“我当时高兴得都哭了!怕他早出来,我躺在床上一周没敢动。值了!”

这个幸运儿出生的日子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天,这意味着,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无需承担任何超生处罚。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况将完全不同。

这一天,不光对赵女士一家,对中国民众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

政策实施一周年之后,记者观察发现,全面两孩时代不乏纠结和预警。

离预期有多远

不少机构曾预测,政策落地后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个别学者的估计更是超过千万。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

从各省市的建档分娩数据看,2016年的确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孕产人数明显上升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14年新生儿数量为20.8万人,2015年为17.2万人。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的预测,2016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将可能突破30万人。

北京新生儿数量激增,除了外地来京孕产妇增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国有企业总部等。这些部门的员工恰恰是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最强的人员,也就是说,这批人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开后生育意愿的释放更加明显。

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分娩量为15489人,比上年同期上升了30%。同样,来自山东、江苏等县市医院的数据都表明了孕产人数的明显上升。

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之后都没有明显的生育堆积,那就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生育堆积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暂。”

2016年全年的新生儿数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门和机构做了预测。在直属卫计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官网首页上,有一个每秒钟都在变动的人口时钟,实时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和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12月31日,该人口时钟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为1618万人,低于2015年的1655万。


全面两孩1周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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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个论坛上的说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预计超过1750万。王培安表示,这个出生人口数据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1750万意味着全面两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数量在100万左右,大大低于此前的预测。

70后在全面两孩实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龄不等人。对70后女性来说,生育二孩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窄。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难度比较大。部分70后抓紧拼二孩的急切心理从各医院妇产科的建档人群中也可看出。据北京市复兴医院妇产科主任姜桂英介绍,2016年来建档的高龄产妇明显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选择了做试管婴儿。

相比而言,80后就从容得多。从年龄看,80后在26岁至36岁,由于晚婚晚育的趋势,这个年龄阶段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另有一部分人头胎孩子刚出生不久,一部分不愿意要二孩,即使愿意要的,也不像70后那么着急。

这就使得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现这样一种错位,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着急生。这种错位最终将在全年新生儿数量上显示出来。

而从整体看,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

计生系统的转型挑战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也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旧有的人口观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都要进行大变革,需要真正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供服务为主。

与转变工作内容相比,转变人口观念任务更加艰巨。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的计生办主任告诉第一财经,基层的计生工作人员对全面两孩政策是欢迎的,因为工作难度大大降低,压力变小了。“政策放开了,不需要再强制着不让人家生二孩了,我们轻松多了。”

处在计生系统不同级别领导岗位的人士对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心情比较复杂。“我感觉到他们不大情愿,还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计生内部人士说。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全面两孩1周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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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记者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人口学者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应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全面两孩1周年 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

即时 | 2017-01-10 16:57

全面两孩1周年 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全面两孩1周年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全面两孩1周年:2016年1月1日,一声响亮的啼哭,郑州市民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比预产期晚了两天。

“我当时高兴得都哭了!怕他早出来,我躺在床上一周没敢动。值了!”38岁的赵女士说。

赵女士的兴奋不只是因为她的二宝出世,更因为他出世的时机。


全面两孩1周年 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全面两孩1周年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这个幸运儿出生的日子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天,这意味着,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无需承担任何超生处罚。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况将完全不同。

2016年1月1日,不光对赵女士一家,对中国民众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

离预期有多远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悬念就是,放开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会生二孩?如今一年已满,虽然统计数据尚不完全,但全面两孩的基本效果已现端倪。


全面两孩1周年 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全面两孩1周年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全面两孩政策开放前,不少机构预测将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个别学者的估计更是超过千万。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

从各省市的建档分娩数据看,2016年的确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孕产人数明显上升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14年新生儿数量为20.8万人,2015年为17.2万人。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的预测,2016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将可能突破30万人。

北京新生儿数量激增,除了外地来京孕产妇增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国有企业总部等。这些部门的员工恰恰是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最强的人员,也就是说,这批人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开后生育意愿的释放更加明显。


全面两孩1周年 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全面两孩1周年熊孩子怕被夺爱自杀威胁惊掉下巴(图)

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分娩量为15489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同样,来自山东、江苏等县市医院的数据都表明了孕产人数的明显上升。

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之后都没有明显的生育堆积,那就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生育堆积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暂。”陈友华说。

目前,2016年全年的新生儿数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门和机构做了预测。在直属卫计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官网首页上,有一个每秒钟都在变动的人口时钟,实时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和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12月31日,该人口时钟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为1618万人,低于2015年1655万的出生人数。

按照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个人口论坛上的说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预计超过1750万。王培安表示,这个出生人口数据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与2015年1655万出生人口相比,1750万意味着全面两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数量在100万左右,大大低于此前的预测。


谁在生二孩?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岁到49岁。具体来看,过去一年中,都是哪些人生育了二孩呢?

就区域来看,如果数据属实,全面两孩政策在山东的效果比较明显。根据山东卫计委的数据,山东省1~9月份一孩出生38.1万人,占出生总数的37.9%;二孩出生60.3万人,占出生总数的59.9%,增幅38%。贵州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头九个月,全省常住人口出生数为32.46万人,其中二孩占46.98%。

从具体人群来看,全面两孩第一年中生育二孩的70后呈现增加趋势。

70后在全面两孩实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龄不等人。

15~49岁女性被确定为育龄女性。2016年,70后的年龄在36岁到46岁,已经处于育龄期的末端。对70后女性来说,生育二孩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窄。要想实现再生育的愿望,就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怀孕。

受年龄因素影响,70后,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难度比较大。记者曾观察一个建于2016年初的75前备孕微信群。加入这个群的都是生二孩意愿很高的积极分子。最初群里有100多人,每天很热烈地讨论备孕方法,现在这个群只剩下50人左右,发言也很少,偶尔有人发发广告。一年以来成功怀孕来群里报喜的算下来不到10%。

部分70后抓紧拼二孩的急切心理从各医院妇产科的建档人群中也可看出。据北京市复兴医院妇产科主任姜桂英介绍,今年以来,来建档的高龄产妇明显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选择了做试管婴儿。

她认为,今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率比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部分高龄育龄女性集中赶末班车生二孩。

相比而言, 80后就从容得多。

从年龄看,80后在26岁至36岁,由于晚婚晚育的趋势,这个年龄阶段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另有一部分人头胎孩子刚出生不久,一部分不愿意要二孩,即使愿意要的,也不像70后那么着急。

这就使得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现这样一种错位,部分拥有较强生育意愿的70后由于年龄问题怀不上或者出于顾虑放弃生二孩,年龄较轻的8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又不那么强,简单说就是,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着急生。这种错位最终将在全年新生儿数量上显示出来。

而从整体看,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


计生系统的转型挑战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也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旧有的人口观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都要进行大变革,需要真正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供服务为主。

与转变工作内容相比,转变人口观念任务更加艰巨。

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的计生办主任告诉第一财经,一般来说,基层的计生工作人员对全面两孩政策是欢迎的,因为工作难度大大降低,压力变小了。

“政策放开了,不需要再强制着不让人家生二孩了,我们轻松多了。”这位有十几年计生工作经历的主任说。

处在计生系统不同级别领导岗位的人士对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心情比较复杂。“我感觉到他们不大情愿,还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计生内部人士说。

据第一财经调研,一方面由于习惯了过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服务工作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于旧有的“人口是负担”传统观念,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对全面两孩政策的消极抗拒和拖延。

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口径是鼓励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远远不够,反而设置种种障碍阻挠。一位读者向第一财经反映,山东一所高校,仅仅给生育二孩的女教师60天的产假,远远低于《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计划生育考核体系依然未变,计生体系仍然按惯性运转,管理和控制意识浓厚,服务意识不足。广东某市的计生部门2016年仍然发文,要求在录用、聘用员工时必须查验计划生育情况证明,超生人员未处理或处理期未满五年的,不得录用、聘用。

也有个别地区的计生机构意识到当地的低生育率形势严峻,提出积极具体的鼓励生育呼声。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发出公开信,呼吁公职人员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气候。

但此公开信很快从网上撤下。有关人员也不再发声。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 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她提醒,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到,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应当是长期低生育的风险,而不是对个别三孩出生的控制。”郑真真说。

根据2013年全国开展的城乡群众生育意愿调查,中国民众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卫计委官员多次引用这个数据,来证明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多位人口学者认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民众的生育意愿,三胎以上的超生数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过高,没有必要继续。他们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是应该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走进“二孩”时代——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一年间(一)

即时 | 2017-01-10 16:30

梳理2016年热词,“全面两孩”名列前茅。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重大部署。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明确提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这份政策大礼,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国家庭,是这一年中最大的“利好”。

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礼包”

37岁的曾玉环是一家自然博物馆的员工,擅长制作蝴蝶标本。她和爱人都不是独生子女,之前已经有一个11岁的男孩。全面两孩政策落地的消息,就像翩跹的蝴蝶飞进她的生活。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等待了许久的机会。2016年冬,生下一个漂亮女孩,曾玉环高兴地说,这是生活赐予她的最美精灵。

对这一天的到来,曾玉环和许多类似家庭,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曾玉环就感觉距离“两孩家庭”的幸福越来越近。

幸福不远,就在2016。

此次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是现实对历史的“回应”。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就是郑重践行对历史的承诺。

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具有内生性、系统性影响,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进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曾经数十年计划生育工作艰苦努力所奠定的基础,今天的政策调整完善也不可想象。从2008年开始,中央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启动了生育政策调整研究,提出了“城乡统筹、循序渐进、平稳过渡、过程可控”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的调整思路。每一步政策调整都经历了广泛深入调研、严谨细致测算、外部影响评估、全面利弊权衡和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十三五”时期,我国劳动力总量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减少,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有利时机。

2016年,“两孩”话题,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捧。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积极应对,主动发声,迅速把这一惠及千家万户的政策传播开来,以坦诚的态度释疑解惑,厘清政策边界,矫正某些可能产生歧义的误读。

稳妥扎实有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成为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一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落实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加强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制定了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各地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普遍延长了生育假期,设立了陪产假,鼓励按政策生育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

王培安指出,从全国情况看,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符合预期。调整完善政策目标是满足群众生育意愿,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同时避免出生人口大起大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家庭幸福和谐。

酿造幸福生活的“甜蜜”

进入2016年,在江苏省常熟市,许多人会得到卫生计生部门赠送的一个内装糖果的小袋子,扫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了解所有与二孩相关的政策和服务内容。这样的创意,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好消息”传递给公众。常熟市卫生计生委还组织了一台内容涉及全面两孩政策、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人口均衡发展的文艺汇演,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全市10个镇区巡演。

“按政策生育,负责任养育”——2016年初,出现在湖南省新田县乡镇上的这条宣传标语,表达了导向与期许。

山东省肥城市百福图村,是我国第一个建立人口文化大院的村庄,也是多年来当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名片”。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十位独生女家庭的母亲主动提出倡议,只生一个女孩,这件事情当年上了《泰安日报》的头版。今年54岁的张珍就是其中一位,如今她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结婚生子。

最近,娘俩经常聊起生育两个孩子的话题。张珍说,当年选择只生一个孩子,一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二是自家的经济条件有限,想把女儿培养照料得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选择少生是好办法。现在日子富裕起来,政策又允许,她希望女儿有两个孩子。只是张珍的女儿更多考虑的是事业发展的压力、精力是否允许、两个孩子间隔多大才算合理的问题。

同一个家庭,两代育龄妇女,在生育抉择上所关注的重心大相径庭。从家庭经济角度考量,女儿比母亲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就这一点,张珍的女儿和许多人,都应该感谢母亲那一代人作出的贡献甚至牺牲。

生育需要计划,不仅体现在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中,个体家庭也在根据具体情形而有计划地进行。

2016年,对37岁的曾玉环来说,有一种搭上“末班车”的幸运感。对更多人来说,再生育,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人生的一次新启程。他们需要通过观察、权衡、比较,在身体与心理上作准备……甚至周边环境的影响也是“撬动”生育愿望的重要因素。

在江苏省常州市三井人民医院,记者见到前来建卡的孕妇小秦,她和爱人就是看到周边的二孩家庭越来越多,也觉得自身还能承受,才有了要二孩的计划。事先他们做足了“功课”,比如高龄怀孕可能的风险,能够享受什么样的保健项目服务,甚至连婴儿房的布局都有了计划。

小秦的爱人说,生第一个孩子时很年轻,自己仿佛还是个孩子,生育第二个孩子,确实准备得要多一些。“二孩生育”也给了这对夫妻一次“成长”的机会。近一段时间,他们围绕着二孩,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当然,参与讨论的还有他们的头一个孩子,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小秦说,生育二孩,与大孩子的沟通很有必要。

老二来到,老大怎么看,这也是个问题。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计生协主导的青春健康教育项目,一直进行得有声有色。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他们的指导内容也在“随行就市”发生变化。在鲤中街道的青春健康俱乐部,每月开展的“二宝来啦”心理沙龙活动,讲述二孩亲子关系问题,训练“大宝”与“二宝”的沟通方式。这个占地90多平方米的俱乐部,可容纳40~50人,覆盖周边4所中学、6所小学。这样的活动,正逐步走向制度化与常态化。

与二孩生育相关的知识讲座,也出现在甘肃省岷县中医院妇产科的孕妇课堂上。一群准二孩的妈妈们专注地听着。36岁的李女士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她们身边走过,身旁跟着她10岁的大女儿。问小姑娘是否欢迎家庭的新成员,她笑逐颜开地说:我好喜欢,我要当姐姐啦。充满手足之情的期盼,让这个冬天增添许多暖意。

2016,二孩时代,来啦!(来源:中国人口报,2016年12月26日01版)

全面两孩1周年:多出生1百万人左右 远低于预期

即时 | 2017-01-10 07:31

2016年1月1日,一声响亮的啼哭,郑州市民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比预产期晚了两天。

“我当时高兴得都哭了!怕他早出来,我躺在床上一周没敢动。值了!”38岁的赵女士说。

赵女士的兴奋不只是因为她的二宝出世,更因为他出世的时机。

这个幸运儿出生的日子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天,这意味着,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无需承担任何超生处罚。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况将完全不同。

2016年1月1日,不光对赵女士一家,对中国民众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

离预期有多远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悬念就是,放开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会生二孩?如今一年已满,虽然统计数据尚不完全,但全面两孩的基本效果已现端倪。

全面两孩政策开放前,不少机构预测将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个别学者的估计更是超过千万。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

从各省市的建档分娩数据看,2016年的确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孕产人数明显上升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14年新生儿数量为20.8万人,2015年为17.2万人。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的预测,2016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将可能突破30万人。

北京新生儿数量激增,除了外地来京孕产妇增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国有企业总部等。这些部门的员工恰恰是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最强的人员,也就是说,这批人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开后生育意愿的释放更加明显。

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分娩量为15489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同样,来自山东、江苏等县市医院的数据都表明了孕产人数的明显上升。

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之后都没有明显的生育堆积,那就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生育堆积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暂。”陈友华说。

目前,2016年全年的新生儿数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门和机构做了预测。在直属卫计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官网首页上,有一个每秒钟都在变动的人口时钟,实时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和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12月31日,该人口时钟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为1618万人,低于2015年1655万的出生人数。

按照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个人口论坛上的说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预计超过1750万。王培安表示,这个出生人口数据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与2015年1655万出生人口相比,1750万意味着全面两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数量在100万左右,大大低于此前的预测。

谁在生二孩?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岁到49岁。具体来看,过去一年中,都是哪些人生育了二孩呢?

就区域来看,如果数据属实,全面两孩政策在山东的效果比较明显。根据山东卫计委的数据,山东省1~9月份一孩出生38.1万人,占出生总数的37.9%;二孩出生60.3万人,占出生总数的59.9%,增幅38%。贵州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头九个月,全省常住人口出生数为32.46万人,其中二孩占46.98%。

从具体人群来看,全面两孩第一年中生育二孩的70后呈现增加趋势。

70后在全面两孩实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龄不等人。

15~49岁女性被确定为育龄女性。2016年,70后的年龄在36岁到46岁,已经处于育龄期的末端。对70后女性来说,生育二孩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窄。要想实现再生育的愿望,就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怀孕。

受年龄因素影响,70后,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难度比较大。记者曾观察一个建于2016年初的75前备孕微信群。加入这个群的都是生二孩意愿很高的积极分子。最初群里有100多人,每天很热烈地讨论备孕方法,现在这个群只剩下50人左右,发言也很少,偶尔有人发发广告。一年以来成功怀孕来群里报喜的算下来不到10%。

部分70后抓紧拼二孩的急切心理从各医院妇产科的建档人群中也可看出。据北京市复兴医院妇产科主任姜桂英介绍,今年以来,来建档的高龄产妇明显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选择了做试管婴儿。

她认为,今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率比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部分高龄育龄女性集中赶末班车生二孩。

相比而言, 80后就从容得多。

从年龄看,80后在26岁至36岁,由于晚婚晚育的趋势,这个年龄阶段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另有一部分人头胎孩子刚出生不久,一部分不愿意要二孩,即使愿意要的,也不像70后那么着急。

这就使得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现这样一种错位,部分拥有较强生育意愿的70后由于年龄问题怀不上或者出于顾虑放弃生二孩,年龄较轻的8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又不那么强,简单说就是,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着急生。这种错位最终将在全年新生儿数量上显示出来。

而从整体看,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

计生系统的转型挑战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也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旧有的人口观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都要进行大变革,需要真正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供服务为主。

与转变工作内容相比,转变人口观念任务更加艰巨。

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的计生办主任告诉第一财经,一般来说,基层的计生工作人员对全面两孩政策是欢迎的,因为工作难度大大降低,压力变小了。

“政策放开了,不需要再强制着不让人家生二孩了,我们轻松多了。”这位有十几年计生工作经历的主任说。

处在计生系统不同级别领导岗位的人士对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心情比较复杂。“我感觉到他们不大情愿,还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计生内部人士说。

据第一财经调研,一方面由于习惯了过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服务工作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于旧有的“人口是负担”传统观念,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对全面两孩政策的消极抗拒和拖延。

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口径是鼓励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远远不够,反而设置种种障碍阻挠。一位读者向第一财经反映,山东一所高校,仅仅给生育二孩的女教师60天的产假,远远低于《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计划生育考核体系依然未变,计生体系仍然按惯性运转,管理和控制意识浓厚,服务意识不足。广东某市的计生部门2016年仍然发文,要求在录用、聘用员工时必须查验计划生育情况证明,超生人员未处理或处理期未满五年的,不得录用、聘用。

也有个别地区的计生机构意识到当地的低生育率形势严峻,提出积极具体的鼓励生育呼声。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发出公开信,呼吁公职人员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气候。

但此公开信很快从网上撤下。有关人员也不再发声。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 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她提醒,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到,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应当是长期低生育的风险,而不是对个别三孩出生的控制。”郑真真说。

根据2013年全国开展的城乡群众生育意愿调查,中国民众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卫计委官员多次引用这个数据,来证明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多位人口学者认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民众的生育意愿,三胎以上的超生数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过高,没有必要继续。他们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是应该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两孩”政策实施一年整 不少地区医护人员紧缺

即时 | 2017-01-02 15:27

央广网广州1月2日消息(记者 马闯 刘乐)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终结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步入“全面两孩”时代。如今一年过去,政策的实施也使得不少地区出现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科一区的护士长陈云告诉记者,去年高危重症产妇的专区年住院人次超了2200多人次,手术量高达2400多例。

住院医师曹定娅也说,这一年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在广东其他综合的三甲医院,产科病房里也早已塞得满满当当,有的连消防门旁边都摆上了病床。绝大多数大型三甲医院都采取了产妇分流机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顺产产妇24小时后出院,剖宫产产妇3天出院。手术室和病房里忙,产科门诊的医生更加苦不堪言。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越秀院区产科主任温济英说,每一次出门诊,除了50多个正常的放号之外,加号的人都排长队。从7月起,每个月门诊量都上万次,比去年增加了三成。

“累”可以说几乎成了所有产科医生的共同感受。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母胎医学科主任潘微表示,几乎每天都要给数十名孕妇做胎儿心脏B超,一天下来累的手都抬不起来。而让她更为担忧的是,查出问题的胎儿多了许多,像复杂的先心病以前一个月都没几个,现在一天就有几个,而且多数都是二胎和高龄的妈妈。从广东省的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常住人口中新增符合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有876万,其中30岁以上的占了66.8%。根据孕妇建档情况来看,预计从去年的7月到2017年的6月整个一年,广东省的孕产妇的数将比2015年增长27%。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广东的情况也是全国状况的一个缩影。

“全面两孩”实施满一年 哪些问题你最关心?

即时 | 2017-01-01 07:25

中新网北京1月1日电(记者张尼)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终结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步入“全面两孩”时代。如今一年过去,这一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否符合预期?相应的配套服务是否跟上?民众的生育意愿如何?“全面两孩”又会否成为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一系列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焦点。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效果符合预期吗?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一周年,其所带来的出生人口变化一直被外界关注。政策的落地是否符合预期?“全面两孩”有没有“遇冷”?

对此,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举行的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表示,根据计划生育、住院分娩统计和各省出生人口与孕情资料综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的人口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年受到政策调整和猴年生育高峰的叠加影响,部分医疗机构已出现新生儿数量明显增加情况。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从北京妇产医院获悉,2016年1月至11月,有13420多名婴儿在该院出生,比去年同期增加19.8%,其中二胎占30%左右。


产科“一床难求”问题如何解决?

伴随着生育需求的增长,不少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出现了产科床位供不应求的现象。

例如,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方面今年12月时透露,今年浙江分娩人数预计达到70万,较去年增加了6%,该省缺少产科床位4700张,缺少儿科床位近1万张。

对此,国家卫计委今年9月就提出,要着力缓解产科“一床难求”问题,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床位8.9万张、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在地方层面,已经有政府及医疗机构采取了措施。例如,北京此前提出,要通过调整科室病房、购买民营机构产科病房等方式增加产科床位。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取消了产科特需病房,将产科特需病房改为普通病房,增加了18张床,产科床位达到240张。


产假、陪产假制度完善了吗?

在休假制度方面,目前,已有至少29个省份出台了新修订的地方版计生条例,明确产假、陪产假期限。且上述省份均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了本地的产假期限。

例如,重庆新修改的计生条例中指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30日。

另外,重庆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可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

陪产假方面,29省份中,最短的陪产假有7天,最长的则有1个月之久。


配套设施及服务准备好了么?

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也对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的配置提出挑战。相应的配套设施及服务准备得如何了?

2016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2.37万所,比上年增加1.38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5.0%,比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到85%。

2016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


民众的生育意愿如何?

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就有专家分析称,政策预期效果可能受到实际生育意愿影响。目前,民众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

2016年12月,全国妇联发布了一项针对北京、辽宁等10省(市)21个市(区)0岁-15岁儿童父母的调查显示,53.3%的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

对这一数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分析称,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现象,已经生育两孩的家庭对于相关公共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提出新需求。


全面两孩会是生育政策调整“终点”么?

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为应对不同时期的人口问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和完善。未来,生育限制会否进一步放开?

2016年11月,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报告》称,“全面两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该根据实际的生育指标发展变动趋势,及时做出调整或保持生育政策的决策,以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报告》提出,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

不过,2016年两会期间,当被媒体问及中国何时会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时,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曾表示,没有时间表。

她强调,国策要坚持,生育政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来进行科学的研判,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完)

今年新生儿将超1750万 卫计委:符合两孩政策预期

即时 | 2016-11-27 09:36

京华时报讯(记者 马金凤)昨天,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表示,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人口出生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

据了解,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具有内生性、系统性影响。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多少判断是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是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然下降,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数量仍然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并没有减少。

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数量仍然充裕。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10.03亿,是欧美发达国家总和的两倍。2030年、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分别有9.58亿、8.27亿。随着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劳动力需求趋于下降。

王培安介绍,2015年10月29日出台允许普遍生育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此前,北京市卫计委曾表示,全面两孩放开后,今年本市分娩总量将大幅增加,预计新生儿将超过30万。

“一年来,鼓励按政策生育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王培安称,根据计划生育、住院分娩统计和各省出生人口与孕情资料综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的人口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王培安称,未来生育水平变动还需要长期观察。从1949年到1990年间,中国人口经过了三峰两谷、大起大落的发展轨迹。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只有这个阶段出生人口的生命周期结束以后,人口发展的轨迹才会归于平稳,这就决定了21世纪中叶以前的人口变化十分剧烈,各类人口问题集中显现。

2010年以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4—1.64之间波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将近一年,累积的生育势能释放还需要时间,预计“十三五”期间总和生育率将在1.8上下波动。王培安表示,在新的政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育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需要监测观察,希望人口学界、科研单位继续跟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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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峰值4.39亿

京华时报讯(记者马金凤)昨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我国是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8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1亿。同时,我国又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峰值4.39亿,老年人口比重为31.1%,将步入深度老龄社会。

流动人口也存在老龄化、高龄化趋势。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带动随迁老人——流动老人数量的增加,目前约为随迁家庭的3%左右;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导致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出现。目前,农村留守老人约占农村老人总数的31.8%。此外,流动人口年龄高龄化趋势明显,2015年农民工50岁以上的人数占农民工的比例由2010年的14.3%上升到17.9%。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王培安指出,人口老龄将加剧公共财政收支失衡,加大财政赤字风险。在支出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将承担持续增加的养老金、医疗卫生、照护服务、福利设施需求等方面的支出。在收入方面,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经济增长潜力,影响国民收入的创造,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或绝对量的减少必然造成税基增长速度或绝对量的缩减,在宏观税负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或总额的下降。此外,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医疗、护理、康复等旺盛的健康服务需求存在很大缺口。

王培安介绍,我国将逐步调整老年人口再就业的时间长度和就业领域,通过渐进的制度安排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一方面,通过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推动60-70岁的低龄老年人口的经济参与,增加社会产出和公共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减少养老的公共财政支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此外,还将充分利用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积累的财富,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与家庭保障、个人储蓄等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构建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体系,增加老年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流动人口方面,将推进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等工作。

走过2016 开启全面两孩时代:中央《决定》颁布一周年专家谈

即时 | 2017-01-10 17:03

王勇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社记者

2016年,在中国人口发展历程中,注定是浓墨重彩的一年。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重大部署;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各地开始着手《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工作。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启动实施,这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在人口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全面两孩时代。

2016年,人们在期盼与热论中开始了生与不生的选择,对妇幼健康、妇产、托幼等计划生育服务产生了井喷式的需求,社会、学界也对全面两孩政策有着更深刻的人口学观察、思考、争论和分析。

在“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之际,我们以“全面两孩和人口发展”为主题,回顾、梳理相关主流观点,以此作别非凡的2016年。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正当其时

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就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中央就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启动了生育政策调整研究,提出了“城乡统筹、循序渐进、平稳过渡、过程可控”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从“双独两孩”、“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三步走”思路。每一步政策调整都经历了广泛深入调研、严谨细致测算、外部影响评估、全面利弊权衡和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正是践行了《公开信》郑重的历史承诺。正如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指出的 “二孩政策不是媒体炒作、专家重视导致的,而是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制定时就已经有这样的安排。”

经过30多年的人口发展,我国的人口形势及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得以缓解。“十三五”时期,我国劳动力总量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减少,是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中央审时度势、审慎决策的结果,政策实施正当其时。”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符合预期

2016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201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中2015年生育率偏低,引起了社会关注和热议。2016年,11月26日王培安副主任在 “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2016)”上对全面两孩政策效果作出评介,“根据计划生育、住院分娩统计和各省出生人口与孕情资料综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中国人口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对住院分娩数、户籍登记、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多来源数据作了比较,认为中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5-1.6的水平上。

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水平将呈现什么样的变动趋势?王培安副主任预计“十三五”期间总和生育率将在1.8上下波动。但针对“二孩累积效应释放后,生育率变动幅度有多大?稳定在什么水平?在新的政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育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问题,王培安认为还需要监测观察。

翟振武认为两孩政策后,我国将经历一个提高、下降、稳定,再逐步继续平稳下降的趋势。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总和生育率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最高会达到2.1左右。但是时间不会长,随着累积生育能量的释放,生育水平会逐步回落。如果现在确认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6左右,这还是在有政策限制的条件下,全面两孩政策没有放开的时候达到1.6。再过几年,累积能量释放完了以后,生育回落下来,因为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是开放正常的情况下,生育率大体上会维持在1.7、1.8左右。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高等教育普及水平、国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等等,我国总和生育率仍然有可能持续下降,因为所有的发展因素里,推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因素在不断地强化。翟振武介绍说:“比如现在每年出生1600多万人,但是现在每年大学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770万,这就是说,如果新一代的人达到十六七岁,一半的人都是大学生了,这对未来的生育水平还是有比较大影响的。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教育水平对生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未来有一亿农民正式进城,对这些人的生育行为也会有很大影响。现在人均收入十年左右翻一倍,包括社会保障等等,所有这些政策都会继续推动生育率的下降。在未来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会从1.7、1.8逐步下降,2050或者2040年有可能会接近现在欧洲的平均水平1.6。这是分析了生育率提高、下降、稳定,再逐步继续平稳下降的趋势。”

图1-我国未来中长期生育水平变动轨迹示意图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人口红利”再认识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按照国际规范,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60%就认为进入这个时代。1980年前后我国进入这个门坎,2010年达到高峰。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有学者指出,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进入人口负债期。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将对我国人口红利产生什么影响?

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然下降,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仍然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并没有减少。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数量仍然充裕。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10.03亿,是欧美发达国家总和的两倍。2030年、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分别有9.58亿、8.27亿。王培安副主任指出:“ 一直到203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低于50%,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未成年人口比例增大,我国的“人口红利”的消减速度出现不降反增的现象。正如翟振武教授所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后,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是下降得更快了,而不是上升了。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原来老年人有这么多,就像 “421”家庭结构,原来是四个老年人、一个孩子、两个劳动力,原来拿两个劳动力除以总人口7人,现在又多生了一个孩子,拿这两个劳动力除以8个人,劳动力的比例当然比以前下降了。所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未来劳动力的数量比政策不调整有所增加,这是对的,但是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说,下降得更快,人口红利消失得更快而不是更慢了,劳动力的比例是更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

图2-总抚养比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变动趋势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虽然依然处于人口红利期,但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下半段。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表明:在人口红利期的前半段,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在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储蓄的效果,则经济会泡沫化。如何认识、把握下半段“人口红利期”的发展规律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关注点转向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罗富和指出:“在所有经济体当中,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都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且有可能是可持续的,但是对政策的依赖性更大。”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应对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的重要途径,这成为了广泛共识。

随着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劳动力需求趋于下降。同时,新增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培育新动能、打造新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从日本的情况看,20年来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减少了12%,但国内生产总值却增加2%至3%。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由此可见,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罗富合深刻指出:“转型期调整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到10年,低素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核心问题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重视制造业,包括‘制造业2025’等计划的实施。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人口大国向人口资源强国的转变、从人的数量多到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个转变,就没办法支撑整个经济的转型期。”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受教育水平不高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短板,2012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是7.5年,低端劳动力已经转到印度、东南亚、非洲,我们怎么谈红利?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我们才可能谈人口红利,否则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我们再怎么谈人口红利,它都是个负效应。”

图3-我国小时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

此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现阶段至少有三大红利迅速上升。首先是教育红利。 2030教育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让所有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更不要说高等教育人口去年超过1.7人,2020年将超过2亿人。到2030年,至少达到3亿人。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专业研究生迅速发展的过程,在校生今年就会突破200万人,这个规模还要扩大。第二个胡鞍钢教授称之为人才红利。由于有了教育红利,现在各类专业人才(专业人员)8000多万,超过德国。按照OECD的口径,研发人员肯定会超过400万/人/年,不仅是总人口相当于发达国家之总和,我国的研发人员相当于美国加上欧盟之总和,而且这个态势将来还会翻一番以上,这取决于我国在多大程度上要刺激、支持、鼓励发展特定行业——研发行业。这个指挥棒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能够在2020年中国的研发加知识产权收益可以提高GDP比重至少2%-5%。第三个红利就是健康红利。很显然,这次“2030健康中国”已经给了清晰的路线图,到2030年人均期望寿命79岁,就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健康红利更有意义。所有这三大红利都会产生创新红利。

“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落实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加强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制定了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生育全程医疗保健服务、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各地修改、完善了再生育条件,普遍延长了生育假期,设立了陪产假,鼓励按政策生育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

2016年,围绕生育相关福利红包纷纷落地。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介绍,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修改中明确延长生育假奖励等相关规定。其中,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对晚育的奖励假,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后,国家卫计委加大对各地修订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指导力度。已经完成条例修订工作的29个省(区、市),均参照原条例中有关公民晚育假奖励的规定,制定了延长生育假奖励的具体政策措施,生育假延长的天数从30天至3个月不等,

19个省市延长生育假奖励的天数与原条例晚育假奖励天数相比有所增加,增加天数最多的省份为海南省,增加了75天。在已经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的29个省(区、市)均对配偶陪产假做出了规定,陪产假天数从7天到一个月不等,这当中有22个省(区、市)在原条例的基础上均增加了配偶陪产假的天数,增加的天数从5天到15天不等。

据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2016年, 8所高校恢复了儿科学本科专业,39所高校开展一体化儿科医生培养。发改委、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发文,在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建设母婴设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制定了相关条例,保护女工权益。全国妇联制定了《妇联组织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约谈暂行办法》,对由于怀孕、生育受到歧视的女职工的用人单位要约谈,促进限期整改,有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很多地方加强了产科、儿科资源的配置,在医院内部通过岗位调整、人才调整、奖金薪酬的调整,鼓励儿科、产科医生留住。以前有流失的现象,鼓励他们留住,吸引其他科室的人才补充短板,效果很好。

此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和生育率下降,原有托儿所严重萎缩。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健全,婴幼儿托育服务缺乏规范管理,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障碍重重,缺乏积极性。目前,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比较低,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针对这个情况,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已经开展了专题调研。

展望:全民健康与家庭福祉时代

人口发展战略应随着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时俱进。胡鞍钢教授提出了人口发展战略3.0版本的概念。他回顾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在30多年前,党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目标,后来又提出“三步走”目标,严格控制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我国当时的1.0版本。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率先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使我们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加速了人口的现代转变,这为后来实现“两步走”等等目标提供了基础。2.0版本的含义,就是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均衡发展,仍然还是计划生育,从单独两胎到全面两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是我们需要前瞻性地考虑第三步,就是3.0版本。胡鞍钢教授把它称之为“全民健康与家庭福祉时代”。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解决了第一个关键词—全民健康。另外一个关键词还没有考虑,就是“家庭福祉”,把家庭福祉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和“健康中国2030”相匹配,这样,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以家庭福祉为根本就有了抓手。胡鞍钢教授建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能够前瞻性地去谋划下一个15年规划,就是家庭福祉规划。

全面两孩一周年: 多增约100万人 远低于预期

即时 | 2017-01-10 17:01

2016年1月1日,一声响亮的啼哭,郑州市民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比预产期晚了两天。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人口学者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应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原标题:全面两孩一周年: 多增约100万人 远低于预期)

2016年1月1日,一声响亮的啼哭,郑州市民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比预产期晚了两天。“我当时高兴得都哭了!怕他早出来,我躺在床上一周没敢动。值了!”

这个幸运儿出生的日子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天,这意味着,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无需承担任何超生处罚。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况将完全不同。

这一天,不光对赵女士一家,对中国民众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

政策实施一周年之后,第一财经记者观察发现,全面两孩时代不乏纠结和预警。

离预期有多远

不少机构曾预测,政策落地后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个别学者的估计更是超过千万。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

从各省市的建档分娩数据看,2016年的确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孕产人数明显上升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14年新生儿数量为20.8万人,2015年为17.2万人。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的预测,2016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将可能突破30万人。

北京新生儿数量激增,除了外地来京孕产妇增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国有企业总部等。这些部门的员工恰恰是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最强的人员,也就是说,这批人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开后生育意愿的释放更加明显。

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分娩量为15489人,比上年同期上升了30%。同样,来自山东、江苏等县市医院的数据都表明了孕产人数的明显上升。

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之后都没有明显的生育堆积,那就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生育堆积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暂。”

2016年全年的新生儿数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门和机构做了预测。在直属卫计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官网首页上,有一个每秒钟都在变动的人口时钟,实时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和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12月31日,该人口时钟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为1618万人,低于2015年的1655万。

按照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个论坛上的说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预计超过1750万。王培安表示,这个出生人口数据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1750万意味着全面两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数量在100万左右,大大低于此前的预测。

70后在全面两孩实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龄不等人。对70后女性来说,生育二孩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窄。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难度比较大。部分70后抓紧拼二孩的急切心理从各医院妇产科的建档人群中也可看出。据北京市复兴医院妇产科主任姜桂英介绍,2016年来建档的高龄产妇明显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选择了做试管婴儿。

相比而言,80后就从容得多。从年龄看,80后在26岁至36岁,由于晚婚晚育的趋势,这个年龄阶段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另有一部分人头胎孩子刚出生不久,一部分不愿意要二孩,即使愿意要的,也不像70后那么着急。

这就使得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现这样一种错位,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着急生。这种错位最终将在全年新生儿数量上显示出来。

而从整体看,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

计生系统的转型挑战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也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旧有的人口观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都要进行大变革,需要真正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供服务为主。

与转变工作内容相比,转变人口观念任务更加艰巨。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的计生办主任告诉第一财经,基层的计生工作人员对全面两孩政策是欢迎的,因为工作难度大大降低,压力变小了。“政策放开了,不需要再强制着不让人家生二孩了,我们轻松多了。”

处在计生系统不同级别领导岗位的人士对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心情比较复杂。“我感觉到他们不大情愿,还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计生内部人士说。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人口学者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应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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