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姆安拉9月8日电中东战地手记｜冲突下的巴勒斯坦记者

新华社记者赵伟宏　伊马德·德里姆利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见到42岁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伊萨姆·里马维。他后脑勺上那条曾如蜈蚣般的伤疤，如今被新长出的头发遮住。他转身侧头向记者展示，语气轻快地说：“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

9月8日是世界新闻工作者日。然而对里马维来说，这个日子与任何一个工作日并无不同。他调侃道：“可能是你给我带来了好运，今天没遇到定居者袭击。”

去年5月，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附近的穆盖伊尔村，正在拍摄收割小麦场景的里马维突然遭到犹太定居者袭击。起初定居者只在远处投掷石块。以军抵达后鸣枪示警，巴勒斯坦农民四散奔逃，定居者则趁机发起攻击。

回忆起那场几乎夺命的报道经历时，里马维的声音骤然低沉，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愤怒。“我当时正把相机放进后备箱准备上车离开，突然五六个定居者手持棍棒向我走来。我用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冲他们大喊：我是记者！我是记者！”

“防弹背心上的媒体标识和手中相机都没能阻止他们对我动手。”他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头被重击，当场失去知觉，他们以为我死了，便离开了。被送到医院六小时后，我才恢复意识。”那次袭击导致里马维后脑缝了10针，左手骨折，全身多处瘀伤。

记者是在去年11月报道巴勒斯坦橄榄采摘活动时认识里马维的。“从业二十年来，我在报道过程中遭遇过14次袭击。特别是2023年10月7日以来，定居者和以军的袭击越发频繁、没有底线。但只要伤一好，我依然会奔赴现场报道。”里马维说。

家人和朋友们曾劝他放弃这份“高危”职业。但里马维说，这是他用生命坚守的职业，“我不能放弃，作为一名巴勒斯坦记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去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比起加沙的同行，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

据巴勒斯坦记者协会8月公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针对巴勒斯坦新闻工作者的侵害行为频发，其中包括192起拘留和阻碍采访事件、29起实弹射击事件，以及3家媒体机构被勒令关闭。

在加沙，记者的处境同样艰难。对于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尼斯琳·萨比特来说，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每当萨比特前往现场报道时，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恐惧：那是对两个孩子的牵挂。孩子们已在战争中失去父亲，她是孩子们唯一的依靠。

“母亲的角色和记者的职责常让我陷入两难，”40岁的萨比特告诉记者，“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带着孩子去现场采访。有些时候，我也会把孩子托付给年迈的母亲，然后在炮火连天、交通中断的情况下长途跋涉。”

“战争不仅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危险，也让我的生活成为我每日记录的悲剧的一部分。”萨比特的神情中充满疲惫。

萨比特的丈夫是一名研究员，在202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遇难。丈夫遇难后，萨比特曾考虑过放弃，尤其是看到同事们纷纷离开家园或退出一线报道时。而她选择坚守，不仅是为了生存和养家，更是因为她把新闻工作视为“捍卫真相的最后一道防线”。

2025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联合国中东和平国际媒体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加沙记者正面临与报道对象相同的风险，包括流离失所、饥饿和死亡。他强调，战争方不得将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记者必须能够在无干扰、无胁迫、无伤害的情况下履行职责。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已有262名记者遇难，另有50名记者被捕，3名记者下落不明，超过420名记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

32岁的摄影记者阿米尔·苏丹说：“新闻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对饱受战火摧残的巴勒斯坦民众的责任。我希望世界看到他们的生活和苦难，而不只是将他们简化为冰冷的数字。”

然而，苏丹的家人却在战争中成为那“数字”的一部分。2023年10月7日，苏丹离开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家，前往加沙城采访报道。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我一直数着日子，煎熬地等待停火——这不仅因为我渴望和平，更因为我盼望与家人团聚。”苏丹说，“2025年1月16日，这一希望彻底破灭。当晚10点左右，我得知家中13名成员遇难，包括我的母亲、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与孩子、我的兄弟，还有其他亲属。”

“那打击太过沉重。”他说，“战争期间，我拍摄过无数遇难者，也时常挂念家人，反复自问：同样的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吗？而最终，我的家人也成了受害者。”

尽管曾有机会离开加沙，苏丹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我下定决心，绝不放下手中的笔和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