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陶澍在两江成功践行票盐改革195周年、漕粮改海运190周年，林则徐在镇江托付魏源编辑《海国图志》185周年，左宗棠奏议获准创办福建船政160周年、开启收复新疆之役150周年。回望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让我们更加深切缅怀陶澍、林则徐、左宗棠等一批湘闽知识精英，铭记他们在中国历史变局中携手担当的重要贡献。

世人评陶澍为湖湘第一人才，称之为 “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清代重臣张佩纶、张之洞素喜评介人物得失，他们评价陶澍：“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

陶澍为何能赢得如此高评？这是中国历史变局中风云激荡的时代所造就；但从陶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来看，他又是一位被低估的历史人物，这又是为何？因研撰《异苔同岑——历史变局中的闽湘文化渊源》，笔者带着诸多疑问，专程前往陶澍故乡湖南安化县研学考察，与本地文史专家共同研讨，探寻湖湘第一人才陶澍被低估的历史作用，以及由他牵起的湘闽历史渊源、人文机缘与报国为民的历史事功。

一、“陶林” 二公革新图强荣辱与共 融为湘闽人文交集的联缘主体

陶澍（1778-1839 年），湖南安化人，自幼受儒家经典教育，是安化县首位进士、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湖湘经世派第一人、道光朝重臣。历任山西按察使，清廷原计划于道光元年调其任福建按察使，然未及赴闽，便升任安徽布政使。后陶澍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升任两江总督。

陶澍为政尊崇践行一句名言：“古今之要，首在得人。” 他格外重视人才，是湖湘人才崛起的先师，是 “湘军三杰”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导师，在理学经世致用、改革求新、吏治为政、人才培育、报国图强思想等方面，深刻影响了 “湘军三杰”，树立起湖湘文化的人物标杆。他亦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一批福建名士，成为近代湘闽人才群体崛起的领军人物。

陶澍与林则徐交集深厚，是湘闽人才精英交集的源头与政缘基础，历史上有人称陶澍是林则徐的老师，亦是左宗棠的引路人。而林则徐，也是湘籍伟才左宗棠志同道合事业的后继者。陶澍比林则徐年长6岁，早年在北京为官时，闲暇之余组建诗会，集聚一批重文化、善诗书、忧国事的南方官僚，成员以湘籍年轻官员为主。林则徐传统文化功底深厚，文学、诗词、书法造诣极高，自然加入诗会，与一众湘籍官员谈经论道、切磋诗文、探讨国策。在北京诗会这一平台，陶澍与林则徐相互结识，交流诸多观点，形成对世事国情的共识。他们与魏源、梁章钜等一众思想开放、抱负远大的诗友同僚 “异苔同岑”，秉持共同理想主张：经世致用、兴利除弊、革新时政、胸怀天下、富民强国。陶澍即将外任时，林则徐作《题陶云汀给谏祷冰图》赠诗祝贺；而陶澍与林则徐的一系列渊源，更延伸至后续同地方为政、共谋军政大事。

1830年陶澍出任两江总督，奏请林则徐赴江苏共事理政。二人相互支持，治理长江下游江苏水灾成效显著。陶澍改革意识鲜明，堪称晚清政坛改革先锋，功绩卓著。彼时京杭大运河漕粮运输因河道泥沙淤积、洪水泛滥受阻，陶澍果断落实道光帝漕粮改海运的决策，务实推行海运运粮；同时打破世袭垄断的盐业制度，扩大盐业经营竞争，引入并规范私盐经营。陶澍与历任江宁布政使、后升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患难与共、同甘共苦、进退相依。陶澍外出或进京，均交由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足见彼此高度信任。二人既因功绩受朝廷褒奖，亦曾因履职疏漏同受处分。据笔者考证，陶澍一生四次受朝廷处分，其中两次林则徐一同受罚。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60岁的陶澍因 “年终注考” 不实遭降级留用，林则徐亦在其列；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任两江总督、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期间，辖区内陈端等人盗挖黄河大堤，二人因处置不力，同受降级留任处分。由此可见，陶澍与林则徐不仅顺境中共建功业，逆境中亦共担责任，真正做到患难见真情。

二、“醴陵乡语”“陶林左” 三贤延续闽湘人文交融的传承主脉

在 “陶起林承” 的人文渊源中，左宗棠又以历史机缘参与其中，让湘闽文化历史渊源更添华彩。陶澍是林则徐与左宗棠的共同导师，陶澍与林则徐一同发现左宗棠，并对其悉心培养、关怀备至。

陶澍是湖南首批出仕的朝廷封疆大吏。1837年（道光十七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西巡查军务后，由萍乡入湖南，拟回益阳安化老家省亲，途经醴陵短暂休整。

朝廷重臣回乡，是一县大事；衣锦还乡、光耀门楣，更是无上荣光。彼时朝野皆知，陶澍既是朝廷要员，亦是文坛名士。醴陵县令格外重视，精心筹备接待事宜。当时盛行以对联彰显地方文脉、颂扬来访宾客的习俗，朝中官员素来重视文化交流，县衙门前理当悬挂一副既彰显本地历史底蕴、又赞颂陶澍功绩的对联，此联须由当地饱学之士撰写，代表地方最高文化水准，尽显一地文脉厚度与人才高度。县令遍寻醴陵名士，竟无一人能胜任此任，只得将重任托付给并非醴陵籍、却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湘阴名士左宗棠——彼时左宗棠在官场尚籍籍无名，仅在醴陵渌江书院讲学，略有声望。县衙门前对联位置显赫，寥寥数十字，却需千锤百炼：既要引经据典、喻意贴切，又要立意高远、精准点题；既要格律工整、文采斐然，又要寓意深刻、含蓄内敛；既要思想厚重、底蕴十足，又要文辞庄重、气势不凡，古代县官对此极为讲究。左宗棠受命后，博览醴陵县志，字字斟酌、反复推敲，倾尽平生所学，反复吟诵、推敲声韵对仗，立足乡情、放眼天下，撰成上下联共26字。上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下联：“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当日，陶澍在县衙门前驻足良久，反复品读此联，不由得眼前一亮、心生赞叹。此联平仄工整、典故有据，高度凝练陶澍家族历史，精准赞颂其功绩。陶澍当即询问对联作者，命人请来相见。正是这副对联，让陶澍惊叹不已：三湘四水、湘水之滨的偏远故土，竟有如此懂我之人、这般才华之士，实乃卧虎藏龙！这一问，问出中华栋梁之才，引出湖湘扛鼎人物，更问出收复山河、捍卫疆土的民族英雄。

陶澍品读对联、巡视周边环境后，便在县衙驿馆歇息；另一边，左宗棠被请至驿馆相见。彼时左宗棠年仅25岁，二人畅谈甚欢。陶澍见这位后生谈吐不凡、学识渊博、功底扎实，纵论时势视野开阔、见解独到，谈及儒学经典、文史典籍，旁征博引、才思泉涌；更难得的是，其见解务实、虚实结合，绝非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文武兼备、深谙军事韬略之人，还著有《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军事六策。

在近代中国一座不起眼的县衙驿馆，朝廷重臣与布衣青年、书院先生，年过五旬的前辈与风华正茂的后生，纵论古今文明、当朝时势，畅谈世界观、国计民生，共话国家安危、开放图强，史料记载，陶澍为此特意在家乡多停留数日。期间二人多次彻夜长谈，结下忘年之交、理念之契，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历史佳话。

此后，陶澍、林则徐持续举荐左宗棠，助其登上中国历史变局的舞台，成就惊世功业，成为一代奇才。

三、“镇江夜谈” 林则徐魏源接续 “睁眼看世界” 的开放主旨

魏源，湖南邵阳人，是湖湘文化中较早具备开放意识、主张 “睁眼看世界” 的代表人物。陶澍任两江总督时，魏源入其幕府，与时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巡抚的林则徐等人常聚，纵论世事、探求救亡图强之路，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1837年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彼时鸦片流毒中国、危害深重。林则徐上奏朝廷，提出强硬禁烟举措，获道光帝赏识，八次被召入京商议禁烟事宜，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成就虎门销烟的壮举。1841年6月，林则徐被道光帝罢职，遣戍新疆伊犁 —— 此次罢黜，实质是让林则徐承担鸦片战争失利的责任。彼时林则徐心绪沉重，既忧国家衰微、朝廷软弱，又憾壮志难酬、抱负难展，急切期盼能寻得栋梁之才，接续报国图强之重任。他途经江苏镇江时，魏源正在扬州，特意渡江至镇江与林则徐相见，二人朝夕长谈。林则徐与魏源一致认为，国家强盛必先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摒弃夜郎自大的短视，全面了解世界。而彼时中国，尚无一部适合国人阅读、系统介绍西方世界的读物。正是在此次镇江夜谈中，林则徐认定主张 “师夷制夷” 的魏源，堪当此重任。

于是，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禁烟期间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及《粤东奏稿》等全部资料，悉数交付魏源，嘱托其尽快编撰一部全面系统、帮助国人了解世界、介绍西方科技的书籍，以期唤醒国人、开启民智、挽救危局。魏源欣然受命、潜心著述，依托林则徐所赠资料，结合自身多年见闻与思考积淀，终成鸿篇巨制《海国图志》。

与林则徐镇江夜谈后，魏源耗时一年多，于1842年完成50卷本《海国图志》。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彼时，不少清朝官员、文人仍以 “天朝上国” 自居，将西方先进科技斥为 “奇技淫巧”，顽固保守派更是一味闭关自守。《海国图志》一书，无疑是对顽固保守派的当头棒喝，更是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中国首批开放先驱唤醒国人的思想启蒙之作。针对时人视西方科技为 “奇技淫巧” 的偏见，魏源在书中直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可舍其长、甘其害，而当塞其害、师其长，唯善师四夷者，方能制四夷。” 此后，魏源持续增补修订，将此书扩至100卷、约80万字，内容涵盖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宗教、文化、工商业、科技，兼及政治制度、民主架构、军事攻防等诸多领域。《海国图志》的编撰，根基正是林则徐所译《四洲志》。林则徐将《四洲志》等全部资料托付挚友魏源，尽显博大胸怀与殷切期望。笔者将此次会晤称为 “镇江夜谈”，以呼应广为人知的 “湘江夜话”。此次相聚，魏源特作诗二首以作纪念，《江口晤林少穆制府》其一：“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雨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其二：“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萍。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诗中既抒发二人真挚情谊，亦传递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的理念，强调重视塞防与海防。

四、“宣南诗社” 到 “雁荡诗话”“陶梁林魏” 串联湘闽历史名人的情感主线

闽湘官宦渊源，始于 “宣南诗社”，延续于《雁荡诗话》。在京城人眼中，湘、闽等南方省份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较为闭塞，京中为官的南方文人官员，与北方官员往来甚少，多常聚一处，以诗会友、畅叙乡谊、交流政事、共论国事。1804年成立的北京 “消寒诗社”，便是这样一处交流平台。

林则徐比陶澍、梁章钜晚9年，于1811年考中进士。梁章钜与林则徐同为福建人，自幼比邻而居，同拜郑光策为师，又同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早年交往甚密。少年时，梁章钜、林则徐均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时任院长为著名学者郑光策，常教导二人秉持 “经世致用”“爱民仁物” 的理念，二人志同道合、心怀高远，情谊深厚。经梁章钜引荐，林则徐加入北京 “宣南诗社”，陶澍、林则徐、梁章钜等湘闽官员，就此开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影响深远的人才渊源。

陶澍任江苏巡抚时，梁章钜任江苏布政使，二人同城为官、政见相合、彼此扶持。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后，举荐梁章钜出任江苏巡抚，二人再度同地理政；陶澍又举荐林则徐任江宁布政使，三人同心协力，治理水患、抚恤民生，政绩斐然。梁章钜因病卸任江苏巡抚返乡休养，在陶澍的支持下，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一职。陶澍身为湖南人，举荐众多湘籍贤才；对外省人才，尤为赏识梁章钜、林则徐。他们不仅志趣相投、诗艺相通，更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且早年同入 “宣南诗社” 结缘，情谊深厚。

湖湘文化中较早 “睁眼看世界” 的魏源，视陶澍、梁章钜、林则徐为师长，早年同入 “宣南诗社”，后又在地方共事，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书写了湘闽官员深厚的文化渊源。

魏源与陶澍渊源已久，二人同出岳麓书院；陶澍早年求学时，还曾得到魏源祖父魏孝立公的赏识与资助。1825年后，陶澍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邀魏源入其幕府共事。

魏源生于1794年，梁章钜生于1775年，二人相差19岁，亦师亦友、情谊笃厚。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梁章钜三子梁恭辰出任温州知府，梁章钜随子同往温州。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74岁的梁章钜应乐清县令之邀，游览雁荡山七日，创作大量诗文。同年，55岁的魏源遵林则徐嘱托完成《海国图志》后，亦游历雁荡山，途经温州时偶遇恩师梁章钜。二人早年相识于陶澍幕府，此次在温州、雁荡山重逢，促膝长谈三日。谈及梁章钜雁荡山游记与长诗，魏源建议其编撰《雁荡诗话》，在魏源的鼓励下，梁章钜耗时月余，整理成稿，终成此书。

梁章钜与魏源这段师生情缘、温州雁荡之游，为《雁荡诗话》增添了深厚内涵。魏源特为《雁荡诗话》作序，序中盛赞梁章钜诗词意境，阐明奇山秀水常因文人而增辉的道理——山不在高，有文化名人则灵气盎然、底蕴深厚。《雁荡诗话》含游记三千余字、长诗一首、诗话二卷，内容精深、格调高雅，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被誉为湖湘第一人才的陶澍，逝世于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交替之际，虽未在近代史上建立显赫功业，但其在近代前夜的探索实践、革新图强之举，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诸多变革；尤其他培养、提携的一众经世致用之才，在近代历史变局中勇立潮头、担当重任。

在陶澍牵起的湘闽人文机缘中，这批人才登上近代历史舞台、建功立业：与陶澍亦师亦友的福建侯官精英林则徐，铁腕禁烟、成就虎门销烟壮举；陶澍同僚、福建梁章钜，与陶澍共治两江、勤政爱民、坚定禁烟抗英；其幕僚魏源，倡导 “师夷长技以制夷”，编撰《海国图志》，引领国人睁眼看世界；其发掘的奇才左宗棠，收复新疆、保全国土、治理台湾，铸就民族英雄丰碑；受其影响的湘闽知识精英，掀起洋务运动：曾国藩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沈葆桢接力经营福建船政，开启中国近代兴海图强、报国济世的艰难征程，铸就苦难辉煌。因此，陶澍，是一位不应被低估、值得永远铭记的名字。

然而，笔者在安化研学期间发现，陶澍故居、陵园等遗存保护状况欠佳，缺乏专门的陶澍纪念馆，现有故居陈列馆内容单薄、位置偏僻、宣传力度不足；尤其对林则徐、左宗棠、魏源等近代闪耀人物，溯源至陶澍的培养奠基之功，缺乏系统挖掘整理。陶澍功业多在近代前夜、且多在外地为官期间建立，这更需要跨省联动、跨代传承，投入力量开展系统研究、整理与宣传。仅凭安化县一己之力，显然难以胜任。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举办全国性陶澍历史事功研讨会，加强对这位湖湘第一人才的研究与宣传，实有必要。

（作者系福建省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福建省原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福建省文旅厅原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