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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她，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我和王先生前后脚进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我是在1957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接受的分配；她是从美国回国后，1958年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了过来。不过最开始，我在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她在热核聚变研究室，并不在一块儿。 在我们大院里，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为她个子很高，冬天也穿着裙子、单鞋，但手上会戴双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气质的大知识分子。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认识是在1961年。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能搬走的资料全搬走了，搬不动的机器扔在那里，没人会用。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王先生就被调到我们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
我们那儿负责研究原子弹的原料铀，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要通过几千台机器，进行非常复杂的浓缩，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铀—235。这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了。我们有苏联没搬走的设备，却不知道设备运行的原理，更不清楚遇到问题该怎么解决，脑子里一片空白。 调来的专家里，有人负责搞化工、有人负责关键部件，而王先生负责把理论搞清楚。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原子弹也好，铀同位素分离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请你考虑考虑”。王先生想都没想，当场就说： “不用考虑，我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 王先生答应得爽快，却不是不清楚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她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改行二字，说起来简单，但只有我们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后的破釜沉舟、不计名利。
当时，理论组只有我和几名北大的同班同学，总共三四个年轻人。王先生一到，先从我们手里借走了“三本经”，也就是我们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的3本讲义笔记。我们听是听了，抄是抄了，其实一点儿没懂，因为里面讲的东西都离我们太远了。王先生拿着“三本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给我们办学习班。在哪儿办？帐篷教室里。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我们只能找个露天的地方，搭个帐篷当教室。 王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总是先问我们：“你们都看懂了吗？”然后让我们一个人讲一段。我们一边讲，她就一边提问和指导。我们的课堂氛围特别好，大家能随意发言、讨论、提出不同意见，不会因为我是小技术员就不敢说话， 也不会因为你是大科学家我就全听你的。 除了教我们，王先生还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算出设备的稳定态。别人算的时候左手敲键，右手列算式，她因为力气小，左手敲不动键，只能用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键，然后再拿起笔，记下计算出的结果。后来，几千台设备取出的铀—235还是有杂质，我们才知道几千台设备之外的另外几百台设备，原来是作进一步净化用的。这几百台设备要怎么级联、怎么使用？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么用才能分开杂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