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给世界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6.8%，为今年第四次上调，这在IMF历史上非常罕见。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成。在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尤为珍贵。

黄育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秘书长）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巴西亚太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索特·兹瓦特（比利时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黄育川：中国的巨大发展改变了国际格局，重塑了全球经济关系。中国经济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规模之大、地区多样性等，都给外界分析中国经济增加了难度。中国经济表现良好，国内生产总值稳健增长，相信中国经济未来10年还能保持5%—6%的增长。从长远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一定会逐渐下降，但相比于亚洲其他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发展潜力也大，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也将更长。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中国在不少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例如在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领域，中国都有许多经验可以与世界分享。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还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继续推动经济改革进程，探索保持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之道。同时，我们也期待看到中国可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的那样，把不稳定和缺乏审慎监督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在互联互通方面，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有助于将欧亚经济体与亚太地区联系起来，也有利于加强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构。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他国家需要对这个东方大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及机构间应加强对话，促进交流互鉴。今年9月12日举行的“1+6”对话会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中国与多个国际经济机构开展对话，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并向外界传递信心，这很重要。

同时，世界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命运共同体等有更深入的了解，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在处理国际多边事务中的考量与方向。最后，还要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这一点对于真正了解中国很关键。

索特·兹瓦特：近些年来，中国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可谓“一枝独秀”，它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主要力量。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经济也陷入衰退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世界经济将呈现什么样的景象。事实证明，无论是全球经济事务，还是其他国际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强化沟通与对话是加强相互了解最为直接的方式，在深化合作中也能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一带一路”提供多种选择

黄育川：“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框架”，提供了多种选择。亚投行的建立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让整个国际机构体系运作更加高效，更加有竞争力和责任感。因为国际机构更好地履行义务，不仅有政治上的积极意义，而且会真正改善民众的生活，帮助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另一方面，为参与国家提供更多选择，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参与权和发展权。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开放的世界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我们敦促各国政府重申对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的承诺。如何解决目前面临的挑战有许多途径，在东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是东盟与其对话伙伴签署的第一个类似协定，仍在谈判之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进一步巩固这类“10+1”自贸协定。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似乎在上升，完成RCEP谈判显得更加重要，它将发出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东亚地区正在致力于进一步推动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中国和东盟可以通过共同努力，确保RCEP成为一个高质量的协定，促进该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同时，RCEP也被看作是亚太自贸区实现的路径之一。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美欧一些国家政策趋于保守内向，其最根本原因还是源自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迫使这些国家政府更多关注本国利益，而对于开放的态度趋于保守。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全球经济重回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索特·兹瓦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的多项政策逐渐“向内转”，愈发趋于保守。不管是经济上对外来资金设置多重障碍，还是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强硬，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希望以此维持自身的优势与利益。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欧洲经济急转直下，外来移民也就成了众多问题的借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些“自闭”的行为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应该做的是摒弃保守观念，强化国际合作，为已有的问题与危机选择解决途径。

发展是解决当前

问题的主要办法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自20世纪90年代初“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来，全球贸易规则没有大幅度更新，但全球贸易的业务模式却发生了变化。亚太地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一直扮演着“孵化器”角色，思考在新态势下如何更新规则。许多亚太经济体已经启动了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收入不平等加剧和一些经济体对贸易中“得”与“失”的错误看法，对贸易自由与公平构成了挑战。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不同国家间受自身利益影响难免出现分歧。国际社会应首先明确目标，达成共识：只有发展才是解决当前所面临问题的主要办法。其次，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的国际秩序观。如今，许多挑战需要多国共同协力解决，合作无疑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国家间应求同存异，共赢发展，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协商，使之成为弥合分歧的重要方法。加强政策对话，拓宽讨论平台，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及务实合作。

索特·兹瓦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大家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只有加强沟通与对话，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相关规则的制定，才能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前发展。这就需要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大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相待，在文化等领域又相互尊重，和而不同。

解决贸易不平衡

需要共同努力

黄育川：用政治方法解决贸易问题，往往是错误的。因此，需要从总体贸易和双边贸易两个视角看待贸易平衡。例如，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贸易顺差，其中多半被与其他国家的逆差抵消。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快速融合的成果。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损失贸易或放缓全球化步伐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为了防止猖獗的保护主义破坏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有关政府和组织必须把技术利用起来，并确保工人能够参与全球市场。商界、政府、教育机构和工会需要制定有效的方案，让工人们可以掌握在新环境下保持竞争力的技能。伴随着技术变革的飞速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并非无法解决。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保护主义是全球经济下行的产物，一些国家企图通过限制进口等相关措施来转移失业及其他国内问题，维护自身利益。历史表明，自由贸易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保护主义常常带来贸易争端并损害各国利益。

中国坚持开放政策，是贸易自由化坚定的支持者。当前，各国应该加强沟通，达成共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通过磋商对话妥善解决贸易纠纷，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框架下进行平等开放贸易，同时对相关贸易机制进行积极改革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此外，还应建立健全贸易保护预警机制，做好前期防范工作。

索特·兹瓦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能力与要素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发生转移，形成国际产业分工，这成为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经济体或国际组织，需要各个参与者共同努力。

对贸易中的某一方来说，可以对自身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等多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以扭转自身贸易失衡问题。从大的范围来看，出现贸易赤字的经济体可以更多通过提振外需来平衡，相应地，贸易盈余经济体则可以注重加大内需来推动平衡。此外，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也需要改进，以客观反映全球供应链的贸易现状。

推进结构性改革

做出表率

黄育川：中国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在这点上中国政府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与激发市场作用之间往往能扮演很好的角色，取得平衡，实际上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任务。中国重视创新，提出“中国制造2025”。一般而言，创新有两种，突破性创新和实践性创新，前者是重大的技术突破，后者则是采用别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生产率和劳动效率。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创新都不错。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近年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针对经济新常态，结合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作出决策，依靠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优化升级，减少重复、低效的过剩产能和无效供应。同时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孕育成长，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新主力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都是改革的具体行动，也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未来，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仍将面临不少挑战，但持续深化的改革将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索特·兹瓦特：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取得稳健增长，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最为重要，这得益于中国推进改革取得的成就。通过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生产率和就业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好成绩，也将为其他经济体推进自身结构性改革起到表率作用。

（记者吴乐珺、俞懿春、张远南、吴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