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华文明：从“兼济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我想，对此王义桅教授肯定也非常有感受。

王义桅：的确，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呼应“一带一路”，联合国把“一带一路”写进了决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效应，首先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分不开。很多国家尤其文明古国，比如埃及，过去GDP比中国高很多，经济发展条件比中国好，怎么现在差距拉到这么大？所以很多国家问，中国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主要是三句话：前两句是老百姓常说的“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我还加了一句，“要闪富通网路”。互联网可以快速实现弯道超车。

在埃及一次会议上，有一位阿拉伯学者讲了一句话，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我们中东就输出枪炮，要我们的石油，只有一个国家给我们修路，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可以这么说，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没有解决的基础设施短板问题、工业化问题，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上起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快速发展，现在中国要带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一起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推行的是“五通”，引导全球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比如非洲资源丰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基础设施的短板没有补，所以我们在非洲解决了“三网一化”——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以及工业化，帮助非洲解决发展短板问题。所以说，我们是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这是我们的诚意与智慧。

我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三大问题。第一就是贫困，怎么能够脱贫致富？必须解决基础设施改造问题，“一带一路”抓住了这个发展软肋。

第二个是贫富差距。资金要投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面对所有老百姓的，穷人、富人都能用到。所以重视民生、重视基础设施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一环，其中尤其要实现陆海连通。比如说欧亚大陆中很多国家是内陆国家，而世界上很多贸易是通过海上进行的。“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他们打通寻找海洋的关键的经济走廊，降低内陆国家物流成本，缓解贫富差距。

第三个就是治理碎片化难题。现在逆全球化兴起，要把各国整合对接起来是个大工程。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承载了全球治理和经济全球化的梦想，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让它更加开放、均衡、包容和普惠。

用“一带一路”的“钥匙”，解开发展问题之“锁”

主持人：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就像是沿线国家、甚至世界各国共同修通的，通向合作共赢的一条道路，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获得感。

有句话是这么讲的：经贸合作是手牵手，文化交流才是心连心。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要推动“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这种全方位大联通的构建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和文化有关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又是怎样用文明的交融和文化的力量，来促进这种融通实现的？

王灵桂：我举两个例子。上周我和南亚几个国家的智库学者交流，他们说，我们特别喜欢中国的“铁公机”。我当时没听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指铁路、公路和机场，简称“铁公机”。他们说，几十年了，没有一个国家来给他们修铁路、公路、机场。现在中国给他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特别欢迎。第二个例子，前段跟南非同行聊天，他说你们中国人了不起，举一个小例子，过去我们非洲人要有一个手机，那是天方夜谭，因为几百美元的手机买不起；但是自从你们的手机来了之后，基本上每一个非洲人都实现了手机梦。因为有了手机，好多电子商务都开展起来了。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但是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中国不同地区，民风习惯尚且不一样，“一带一路”沿线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民俗习俗、法律文化，乃至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指望用一套文化模板在整个沿线沿途国家都发挥作用。我们要有一把适合不同环境的钥匙，这把钥匙要用中国的文化去制造，但是样式可以不同。我们智库在这方面也准备了一些课题，研究如何将我们在文化沟通方面形成的经验转化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这是我们的责任担当。

主持人：对，我们用中华文化打造我们的钥匙，针对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规格制式。王义桅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义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我们的“五通”要落实到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是最困难的，任重而道远。其中有个原因是世界很多国家受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很大，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所以从民心上做好工作非常重要。我们的相关学科建设、科研组织等应当根据“一带一路”新时期的要求，进行重新规划。比如说考古，不能只是在中国国内考古，而是应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考古，一起把丝绸之路历史讲清楚。我们的作家要到“一带一路”沿线去采风，去挖掘里面共同的故事，去编织我们共同的梦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王灵桂：最近我们正在做一个项目：“一带一路”百人传记，一共有一百卷，5月14号之前出50本，年底之前出100本。“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的著名人物传记，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还有一部分用德文，用本国语言写的很少。他们的历史是有人替他们塑造出来的，所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真正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英雄人物写出来。

王义桅：我补充一个例子。前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泉州主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门口树着一座雕塑，一个阿拉伯学者看了感动得不得了，说你们门口树的是我们的英雄，大航海家。所以我们不要只展示自己的辉煌，还要展示别人的，要重新看世界。我每次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看他们博物馆的时候，都很感慨，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我们的知识体系里，关于这些国家的知识实在太少，怎么跟人家产生共鸣呢？所以，我们要让文明共同复兴，就要让沿线国家有成就感、获得感和参与感。

中华文化要解决“水土不服”问题，在沿线沿路生根开花

主持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汉森说过这么一段话：“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撒播。”我想请两位教授开一个药方：怎么让中华文化的智慧沿着“一带一路“种植下去、撒播下去、生发出来？

王灵桂：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历史经验。我举一个例子。阿拉伯历史上有一个百年翻译运动，把欧洲历史上各种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当后来欧洲因为宗教迫害文明中断的时候，可以从阿拉伯把保存下来的思想、文化吸取回来，这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影响很大。后来，美国学者讲过这样一段话：“在延续21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丝绸之路上，对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莫过于始自莫卧儿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因此，中国文明首先要让人看得懂，要搞好我们自己的经典翻译工作，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出去。我们现在的对外传播比较重视英语，但“一带一路”沿线沿途国家有200多种语言，在翻译方面力度还不够。

王义桅：播撒种子，就是要让文明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我在《世界是通的》这本书里，把“一带一路”称为21世纪的新长征。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把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融通的这样一些种子播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才是治本而非治标。我们现在要把“一带一路”变成教材，变成APP软件，变成字典，甚至搞科普创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是一个长期工程，所以我们要有耐心。首先，我们自己要加强学习；其次，要为其他国家提供适合他们阅读习惯的文化产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一带一路”。

王灵桂：文化走出去，要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在当地生根发芽，开出灿烂花朵。

总书记讲，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中国的包容就是鼓励开出更多不同颜色的花朵，这样世界才会春色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