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 专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

这些天，北京时而暴雨时而暴晒的天气，让家住在朝阳区常营地区黄先生叫苦不迭。每天早上，他都会和很多人一道，挤进开往市区的地铁6号线，前往位于朝阳门的某国企上班。而在与地铁6号线平行的朝阳路上，每天早高峰期间，从通州开往市区的汽车拥堵不断。

黄先生及其所在的北京市，是中国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出现人口压力的一个缩影。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看，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那么，这是否是这些城市人口控制和疏解政策的结果？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是主因

近年来，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中国一些超大城市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推进人口疏解工作。相对应的现象是，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速开始放缓。

上周，北京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上海市的数据也显示，相比2014年996.42万的外来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近15万。广州方面，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近年来，北上广当地政府通过政策驱动，疏解了很多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在上海关停并转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风险、高能耗、低产能)企业中，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被调整。而严格的落户政策，也让部分外劳人员选择离开。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出现增速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的现象，这是否是当地政府人口调控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一些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这是极为片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翼对本报记者分析，政府政策驱动并不是主要原因，这主要和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有关。“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了345万，此后3年都在下降，导致中国劳动年龄段人口总体趋于下降态势。这给流动人口增加的净值和比率带来了一定冲击，表现为中国流动人口增长量有所放缓。这和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变化存在耦合关系。”张翼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大中小城市“同床异梦”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上广地方政府下一步的工作规划中，核心城区人口疏解、严控城市人口规模等多成为重要内容。

根据北上广此前公布的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城六区人口要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全市的人口调控目标是2020年人口要在2300万以内。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上海则提出2020年前控制在2500万内。

为了控制人口，这些超大城市主要采取内部疏解、周围承接的办法。北京市提出，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地区公共安全隐患问题综合整治，持续开展整治无证无照违规经营、打击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加大对直管公房转租转借清理力度；同时着力抓好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等新城建设，积极承接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疏解等。

广州则提出，要深入推进广(州)佛(山)同城化、广(州)清(远)一体化，加强广(州)佛(山)肇(庆)等珠三角区域层面的规划协调，试图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解决城市人口压力。

在顾宝昌看来，北上广各地政府目前在制定人口调控政策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意识问题。“一些超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帮助和支持中小城市发展，就是帮助自己，实现双赢。相反，这些地方政府认为，帮助周边城市发展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因此即便是声称协同发展也是‘同床异梦’。”

“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问题和中小城市问题是相关的。”据顾宝昌分析，超大城市应该对中小城市的发展予以推动，并起到辐射作用，形成“超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缓解超大城市压力”的有机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中国政府也早就提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但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落实不力，老是热衷于抢占资源，导致自身规模越来越大，中小城市越来越萎缩。

张翼进一步分析，中国超大城市当前困局的形成，也和原来的政策引导有极大关系。重大项目、主要人力资源、社会服务业最尖端的配置以往总是往大城市集中。“现在考虑人口调控时，需要把项目投入、产业结构配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这种思维，大城市为发展掏空中小城市的格局就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