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问责条例”释放三大信号

反腐败“好好先生”将被问责

在7起典型问题中，贵州省贵阳市工信委原党委书记唐慧荣，则是因单位发生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

在唐慧荣任职期间，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贵阳市工信委原党委委员、总经济师周冰，投资与技术改造协调处处长屈艺等5人因违纪违法受到查处，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通报中称，唐慧荣任职期间，对市工信委有关处室人员长期存在的收受企业贿赂和礼金问题，以及周冰在廉洁从政方面的不良反映和苗头性问题，没有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监管措施。

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通报称，周冰在担任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委员会科技处、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中小企业发展处处长及党委委员、总经济师期间，利用管理工业技改项目及资金的职务便利，在申报项目、资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企业和个人贿赂；假借亲属身份伙同他人成立公司，利用职权，以提供咨询收取“咨询费”为名收受贿赂。

2015年11月，周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严不实、“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巡视整改不落实等问题的问责。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杜治洲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取得显著成绩，党内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围，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优势正在形成，“‘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在反腐败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履行反腐倡廉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宋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抓起，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同时坚持严厉查处腐败行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效能的利器。

党内法规体系逐渐走向完善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党内问责制度的专门依据，其中之一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此外，党内问责制度还分散在诸多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中，比如行政监察法、《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暂行规定》等。

有学者统计，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规划纲要中提出：“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尺得到了明确。

201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宋伟表示，“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应当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修订升级版，同时也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认为，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到“问责条例”，不仅是效力层级得以提高，也把过去散见于不同问责规定当中的制度统一到一部党规中，提升了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从去年‘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到刚刚审议通过的‘问责条例’,都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也说明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科学化提升。”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问责条例”的制定，一方面通过问责有利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廉政责任，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廉洁，还要管好下属的廉洁。

“‘问责条例’可以有力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也成为问责处理的重要依据。”宋伟说。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