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驻华大使：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非常好”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在2016年中国两会召开之际，卢森堡驻华大使石泰嵋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石泰嵋对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表示赞赏。此外，大使先生对中国经济是否会遭遇“硬着陆”、如何面对欧洲难民危机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采访文字实录：

卢森堡驻华大使石泰嵋接受新华网专访。新华网记者徐昕摄

记者：大使阁下，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两会”是把握中国发展脉动的重要窗口。您作为卢森堡与中国交流最直接的纽带，最关注今年“两会”上的哪些议题？

石泰嵋：两会的整体氛围让我们很感兴趣。此次两会我们最关注的是“十三五”规划：是否有新的内容出台？规模如何？我们都还不了解，因为目前我们只知道大致内容。欧洲人对（中国的）改革、经济效益、人民币国际化、产能过剩、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等话题比较感兴趣。我们将从两会报告中了解详情。还有一个外国人较少提到的重要话题，那就是扶贫。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尚有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我希望这也是两会的讨论主题之一。

记者：今年是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居于首位。国际舆论认为，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您认为未来五年，中国进行创新发展应该从何处发力？

石泰嵋：政府财政的支持能够促进创新的发展。因此，必须为创新提供合适的土壤。现在谈论最多的是供给侧改革，也就是经济结构合理化。其次，必须为创新和教育投入资金,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科技研究中，以实现更快、更好的创新发展。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学校整体是很好的，必须努力保持这个优势。创新还需保持一个开放的中国，让更多中国学生留学国外，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带来更多观点的碰撞交流。此外，关于创新，我认为教材、师资和互联网也是重要的。

记者：近年来，中国正在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您看来，目前为止，卢森堡从中取得了哪些收获？又面临哪些挑战？卢森堡和中国又将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进行哪些合作呢？

石泰嵋：联接中国与欧洲的想法存在已久。通过中亚、中东等不太稳定、欠发达的地区，实现中欧的互联互通，是一个很棒的想法，欧洲对此非常欢迎。卢森堡尤其如此，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参与其中。卢森堡在金融方面有一定的地位。欧洲的资金往往通过卢森堡流入中国。我们还成立了长期投资中国股市的特别基金。同样，中国将近一半的在欧投资借力卢森堡企业。不过最近，我们在实体经济方面做得更好。卢森堡有一家空运公司，是全欧洲最大的。这家公司只经营空中货运，不承担客运业务，长期在中欧之间经营航空货运，现在与河南达成合作关系，共同发展空运和贸易。航空货运班次增加了近50%，如今每周有30次航班向中国运送货物。航班途中经过中亚，并在中亚停留。除了金融、空运，我们也试图开拓铁路运输项目。当我们提及丝绸之路时，通常是指铁路项目。因此，需要重振北方经俄罗斯及南方经阿塞拜疆的铁路线路。卢森堡正在同土耳其和中国河南省合作，开辟南部新线路。中国至欧洲的铁路运输比空运更便宜。运输奢侈品、紧急物资时使用空运，其他货物用铁路运输，虽然慢，但是相对便宜。两种运输方式是互补的并且都很重要。丝绸之路理念源于高层设计，但为所有的决策者、策划者和实施者提供了新的活力。

卢森堡驻华大使石泰嵋接受新华网专访。新华网记者徐昕摄

记者：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也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改革。当前，海外有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调。您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么？您如何看待201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石泰嵋：我认为需要规避两个误区。首先，不应该聚焦于具体的经济增长率。增长率的制定不是一劳永逸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例如，卢森堡每半年会对经济数据进行核查，即使政府想要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因此，更重要的是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负债不宜太多，结构合理，保持长期增长的同时不能对环境造成太大破坏。这些话题在中国已经被熟知，并被广泛讨论。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试图做出精确的诊断。硬着陆、软着陆、或其它说法，这些都是很难预测的，因为这不只取决于中国，还取决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有很多问题。总的来说，这与美国的利率有关。美国还会加息吗？美国加息将会带来什么影响？过去，利率长期保持低水平，给欧洲，尤其是美国带来了充分的现金流，而中国利率相对较高。现在，发生的变化带来了不平衡，而过去充裕的流动性可能会产生泡沫繁荣。这些变化是各国央行研究的主题。现在仍有不少资金在流动。其次，原材料价格、中国产能过剩影响着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中国，巴西、印尼、澳大利亚同样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此外还需要观察欧洲。欧洲内部问题，如政府转变、南欧经济紧缩，还有英国退欧问题，都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因此，我不会得出“硬着陆”的结论，而是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与外界联系紧密，因此也会暴露于外部风险。所以各国央行、政府、财政部长需要进行对话，以降低风险。我们需要多沟通和交流。

记者：自2012年首次阐释“中国梦”以来，习主席在各种国际场合反复阐释“亚太梦”、“非洲梦”、“拉美梦”、“世界梦”等，有力地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理念。您如何看待这一理念？您认为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与卢森堡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石泰嵋：我们都梦想着经济增长更好、更有力、更利于两国发展。卢森堡可以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提供帮助。金融方面，中国已有六家大型银行在卢森堡建立分支机构，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银行正在筹备中。这对中国金融业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非常有帮助。我们也在大学教育领域，如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我们与北京的大学、上海的大学，如复旦大学合作，正在进行的一个数学教材项目，与密码学的基础研究相关。我们将继续深化合作，以期共同发展。由于两国相距甚远，语言存在障碍，社会环境也有诸多不同，中国的卢森堡留学生不够多。我们尝试鼓励他们来中国。如今，在卢森堡的中国留学生变多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鼓励中国学生来卢森堡留学。

记者：作为大使，您认为习近平主席这三年治国理政有哪些亮点？

石泰嵋：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他多次出访外国。我们对此表示十分欢迎。中国通过习主席（的外事活动）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得益于中国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总体来说，我们之前认为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国际作用，参与协调国际事务和解决金融问题还不够，现在的改变方向是非常好的。习主席提出的新理念是我们最关注的。习主席到访过欧洲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国，但是还没来过卢森堡。我们热情地邀请习主席来访。

记者：2015年，卢森堡以非区域内国家身份，成为亚投行的初创成员国之一。您如何看待亚投行的成立？亚投行的成立将为卢森堡带来哪些益处？

石泰嵋：我们热烈欢迎成立亚投行的倡议，并迅速决定加入其中。2016年1月，卢森堡财政大臣皮埃尔·格拉梅尼亚来华参加亚投行开业仪式，并发表讲话。习近平主席、中国外交部长和中国财政部长也出席了此次开业仪式。作为区域外代表，我们财长提及亚投行的几大原则，并欢迎中国的这一倡议。以中国的能量和财政为支撑，我们相信亚投行的建立将具有积极意义。它将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正如亚投行创始国提出的，亚投行的原则是“廉洁、机构精简、绿色”。亚投行将减少官僚主义行为。它将是绿色的。另外，我们一直提出让私营部门参与亚投行的融资，我认为中国财政部长也同意这一原则。这一点很重要。亚投行并不是一家公有制银行。亚投行开展项目过程中，应广泛集纳私人领域资本。仅仅有其他国家资本或中国资本，或结合两者都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动员国际私人领域资本。而且，为了确保向同一个方向努力，亚投行应与现存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就双边名义而言，卢森堡并没有享受到利益。因为我们不是亚洲国家，不能从区域发展中直接受益。但我们也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为亚洲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期来讲，我们也将受益，因为经济增长了，人们会购买欧洲和卢森堡的商品，并投资欧洲。所以，从长期来讲，这是积极的。我们并不寻求直接在亚投行中担任职务或者参与子项目。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也同样如此。整体来讲，亚投行的成立将促进发展。

记者：欧洲面临着诸多危机，如难民危机和英国退欧危机。欧洲正在解体吗？您认为欧洲的未来如何发展？

石泰嵋：卢森堡外交部长是欧洲最有资历的外交部长。他工作已经15年了。他最近发出警告，这可以从各大媒体了解到。他指出现在欧洲的确存在问题，一些政府通过声称（欧洲的危机）并不是他们造成的，欧盟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从而试图赢得人民的支持。只要他们当选，就可以限制欧盟的作用。我们完全不认同这一观点。欧洲是一个大家庭，因此必须在欧洲这一“大家庭”框架下解决问题，而不是背离这个家庭。家庭这一观念，也是中国人常谈到的。某些国家政府偏偏想做“独行侠”。我们觉得这样的竞选或者公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会给欧洲带来问题。这暗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认为不应该在边境上设立障碍和铁丝网。在欧洲，边境基本是开放的。紧急情况下，我们也会关闭一些边境区域或者建立缓冲带，以阻挡过多的难民。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面临设置更多新的边境阻碍的风险。开放的边境曾是欧洲最大的优点之一。做这些（关闭边境）仅仅是为了阻止难民的到来，而阻止他们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国家都签订了保护难民的联合国协定，有保护他们的义务，因此应该让难民过境。不过我们需要检查他们是否是真的难民，从而接受他们、拒绝他们或者遣返他们回原国家，而不是建造铁丝网。我们政府对此清楚地认识到，这非常危险。但我不认为欧洲正在分崩离析。欧洲曾经历过一场重大的危机——欧元危机。20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极度失衡的金融给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带来了灾难。我们刚渡过这场危机，现在又面临着另一场危机，这次不仅是货币层面，还触及到我们的价值观：开放边境，保护人权，甚至让非欧洲人享有同欧洲人一样的人权。因此，这场危机可能比以往更重要，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努力在“家庭”内部寻找解决办法。众所周知，过去的一年里，有太多的人口流动，我们希望在一段时间的混乱甚至是恐慌之后，局势能稳定下来，希望我们能成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叙利亚、伊拉克，有资金支持难民营；在希腊能够在当地处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问题，然后在欧洲能够大家分担问题，更好地分配难民。这是个多面性的问题，不容易解决。不能说欧洲正在解体，而是说欧洲尚未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因为问题真的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