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辅导班市场火爆 多条灰色利益链搅浑教育市场

教辅机构：招募尖子生做宣传 “续课”成考核指标

大班课每学期3000余元，“一对一”辅导每课时300元、一期课程5万多元……记者近日走访多地发现，校外课程辅导班市场火热，不少教辅机构都打出了“培养出中高考状元”“学员成绩大幅提升”等宣传标语。

然而，事实上，有些机构专门招募“尖子生”进行免费培训，主要目的就是在升学考试之后将高分获得者用作宣传。南京一家教育机构在其“2015年中考喜报”里突出宣传的“南京哈佛班”学员，实际上是今年4月份该机构在南京多所重点中学里集中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以免费培训换取中考之后的宣传权利。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培训机构缺乏资质。深圳市教育局最新发布的《深圳市教育培训机构年审信息公告》显示，深圳市百格教育培训中心等多家中小学辅导机构已经不具备办学资质仍在经营，在经过市或区级教育部门备案的近130家涉及中小学生课程辅导机构中，包括全国连锁的龙文教育在内的20多家课程培训机构2014年年审不合格。

一些培训机构所宣称的“名师”们，很多没有取得教师从业资格，有的甚至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位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辅导班大肆宣扬的名师，有的只是挂名，一年来上一次公开课，有的只挂名从未上课，有的甚至直接造假。

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到市场化的课程辅导班是为了查漏补缺，迅速提高成绩。然而不少家长反映，一旦进入课程培训机构，往往会被不断延长学习时间，直至中高考结束才能“脱身”。

记者获得的“学而思”内部资料显示，公司对班主任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续费，只有完成规定的续费量，并超额完成基准量的71%，这项考核指标才能获得满分。

“精锐教育”发布的班主任招聘信息显示，班主任的学历要求仅为大专，而班主任工作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对所带在读学员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促使学员继续购买课时，并促使学员推荐他人购买课时”。据就职于某高校旗下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位班主任透露，在暑假高峰时段，班主任的月收入有的可以达两三万元。

这些课程辅导机构会采用多种手段提高签约率。记者走访发现，一些机构并不公开课程价格，而是先对潜在学员进行免费测评，再制订相应的课程计划，最后再给出动辄数万元的培养方案。

在不少学生家长看来，这种先测评再定价的模式，是“因材施教”，然而在培训机构内部，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有业内人士在介绍经验时将这种模式叫做“假设成单法”：通过制订“课程计划”，可以将家长从“买还是不买”的决策者转变成“购买什么样的课程”的选择者，“这将有效提升家长购买课程的几率”。

一些机构以“承诺提高XX分，达不到就退还学费”招揽生源。然而近年来，学员升学考试没有达到协议成绩而辅导机构拒绝退费的事件频频发生。北京的廉某曾与一家名为“瀚林新思维教育”的机构约定，“如果中考时廉同学未达到北京地大附中等5所学校中任何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则全额退还培训费”，在花费了12.6万元后，廉某没能考取其中任何一所中学，最终因退款纠纷与培训机构对簿公堂。

专家认为，作为正规学校教育的补充，市场化的课程培训机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社会辅导机构仅以分数为目标，强化了基础教育的功利性。“家长不惜重金让孩子参加各类课程辅导，固然出于考试升学的现实压力，但也需要分清主次，过度依赖课外辅导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本末倒置。”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说，“学校也应该在教学中更为科学合理安排课程，提高教学效率。”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火爆的高价辅导班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但教育的内涵远远不止考试分数那么简单。“从孩子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对课外辅导机构的过度依赖不利于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能力的培养，而长期沉浸在文化课程的灌输学习中也不利于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

招生中介：

考生信息成“摇钱树”

借开放资源“低分高录”

如果高考成绩不理想，此时有人打来电话说，低分也能进名校，你会信吗？今年8月以来，陕西、四川、湖北、贵州等地大批高考考生就频繁接到此类“招生”电话，这样的“招生”甚至在高校开学后仍未停止。低分进名校，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陷阱，还是真有其事？

警方调查发现，武汉一招生中介掌握了约10万条被泄露的高考考生信息，雇佣话务员推销“名校本科”教育，承诺能拿文凭。

据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民警介绍，这些话务员被招生中介公司安排在武昌区广八路一所名为“高光画室”的屋内，每天按照中介提供的名单，给全国各地考生拨打招生电话，目的是说服低分高考考生，通过他们到武汉大学读本科。

按照中介公司约定，兼职话务员每月底薪约2000元，招到1到2个学生，每个学生奖励500元；招到4个学生，每个奖励700元；5个以上每个学生奖励1000元。

民警在“高光画室”清查出约5公斤重的纸质高考考生信息，包括考生姓名、考分、学校、家庭地址和电话等重要内容。经清查，这些信息涉及陕西、四川、湖北、贵州等13个省份约10万名高考考生。

业内人士介绍说，拿到考生信息是中介行业最基本的前提。一些信息来自同行业内的共享，很大一部分则是网上购买。10万条信息标价1万元，打包买有时一分钱可以买一条。

记者利用QQ群搜索“考生信息数据”时，出现了“考试考生名单信息数据”“收购考试考生名单数据”“高考考生信息名单电话”等数十个贩卖和收购考生信息的群。

在其中一个QQ群，记者提出购买信息，结果收到20多名陕西某地五中考生信息，有分数、姓名、考号及电话。记者核实后发现，这些信息都是2015年真实的高考考生信息。

中介如何用考生信息招生敛财？知情人士介绍，中介一般都自称是招生院校或省招办某领导的熟人，声称有办法、有门路，实际上这只是幌子。中介私下巧借高校师资、教室、操场等公共开放资源，找人冒充“班主任”单独接待“招录”到名校的“新生”，收取和统招本科生相同的学费。

缴费“入学”后，“班主任”按照院系公开的课程表，组织学生去旁听统招本科生公开课，和统招生一起参加班级活动，期末考试则在“班主任”选定的单独教室内进行，单独出成绩。

一些有“能力”的中介，甚至与一些高校内部人员串通，安排他们住进正规学生公寓，制造假象蒙蔽学生和家长，骗取学费。

记者拨通名为“武汉大学自考双证教育中心”机构的电话，自称“李老师”的人说，只要每年按照学校规定交学费和一定考试费，就能像统招本科生一样，在武汉大学上课、考试，拿到的文凭除了加盖一个自考本科外，和统招本科生文凭没两样。

经记者核实，武汉大学并没有所谓的“自考双证教育中心”机构。武汉大学本科招生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大学自2007年开设反诈骗专栏至今，至少曝光了20多条像这样涉及武大的诈骗信息。武汉大学招生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执行，绝不存在任何国家政策之外的招生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也有一些中介承诺的“低分进名校”不是纯粹骗局，而是偷换概念的招生伎俩：中介利用大学学位制度和法律监管的盲区，巧借高校公开免费资源，形成了一条完善的地下招生产业链。

据了解，经教育部门批准，一些高校开放了“第二学士学位”，只要具备任何高校的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就可申请该校“第二学士学位”，拿到该校的学位证。

通过中介到武汉某高校“借读”的王华(化名)告诉记者，中介对被招来的学生谎称是通过特殊途径上的大学，在学生“借读”期间，中介安排组织自考教育考试，取得其他高校的本科毕业证，一年后再申请学士学位证。等有了本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就组织参加知名高校开设的两年“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拿到盖有名校印章的“学士学位证书”。

王华说，她认识的几位老乡就是通过中介的这种操作拿到了武汉某名校文凭。一些家长对学历、学位区分不清楚，不知道还有“第二学士学位”这样的国家正规招生途径。家长觉得，只要有张名校文凭就可以了，一般不会找中介的麻烦。

武汉一些高校负责人表示，中介招生还存在法律监管上的漏洞。高校也是招生诈骗的受害者，但按照有关要求，目前招生诈骗案件只能由受害人自己报案，高校则配合公安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范先佐认为，纠正当前招生中介存在的乱象，一方面要加强对高考生信息的保护，从源头上防止信息泄露引发诈骗案件。另一方面要完善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既要鼓励有能力的人自学自考，也要避免被不法分子投机取巧牟取暴利。

此外，有专家认为，一些中介之所以能在高校校园组织学生听课，在大学教室内考试，说明高校管理也有漏洞。今后高校管理部门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加强教室使用登记制度，增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熟悉，不给非法中介可乘之机。

民办高校：

违规合作办学

私下调剂学籍

在学校上了一段时间学，竟意外发现学籍在另一所学校。这样的怪事发生在了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的234名学生身上。这一学籍掉包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民办高校乱象的关注。

日前，多名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大专学生，在大理分校各自完成2至3年的学业后，返回昆明校本部继续完成未来的学业时，却被告知他们的学籍不在校本部，而是远在云南文山的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记者赴学校采访了解到，此次学籍被“掉包”事件共涉及该校2012级、2013级的护理、口腔、康复、检验等六个专业234名学生。

得知这个消息时，2013级的小维(化名)当时就呆住了。她告诉记者，当年录取通知书上分明印着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与云南大理农业学校(2014年升级为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招生，而当年招生的张老师、郑老师曾告诉她在大理农校上两年学后，可回到校本部上学。在回校本部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学籍在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没有学籍就像没有身份，感觉两年学白上了。”小维说。

小维介绍，新兴职业学院是一所老牌医药专科学院，以医学专业见长，在省内同类学校中小有名气，就业率一直较高，这也是同学们在乎学籍是否在新兴学院的重要原因。

学籍是如何被掉包的？记者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民办高校违规合作办学招生，并私下调剂学籍的典型案例。

新兴职业学院院长关祥祖介绍，由于就业好，学院每年招生指标都能招满，2011年底学院张老师和郑老师说，他们与大理农业学校关系很好，想在大理开一个办学点，他就支持并委托两位老师前往大理洽谈。

之后，新兴学院与大理农校签署了联合办学协议，联合办学时间为2012年3月到2015年3月。记者看到两校在2012年签订的办学协议复印件，上面写着：成立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五年一贯制大专“云南省大理农业学校教学部”项目，前三年在大理农业学校就读，后两年在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就读。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汝刚说，与新兴学院合作办学以来，他们学校只提供住宿和日常生活管理，招生、管理和教学都是新兴学院派老师来负责。

随后，2013年教育部下发文件，严格规定医学专业不能与非医学专业的学校联合办学。当时关祥祖口头通知了张、郑老师停止招生。“我现在后悔当时没有跟他们签停止招生的协议，结果他们没有刹车，仍然继续招生。”关祥祖说，两位老师在2013年11月已经从学校辞职了。

三鑫学院院长李慧林告诉记者，当年新兴学院招录考生过多，三鑫学院又有指标空缺，因此学院就作出承诺帮新兴学院解决学生的学籍问题。新兴学院将这些学生信息汇总后交由三鑫学院录取、办学籍，还说以后再给这些孩子转学，后来大家都很忙就把这事耽误了。

学籍“掉包”事件引发纠纷后，云南省教育厅组成调查组初步调查证实，该事件是由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与大理农业学校违规合作办学，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和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不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违规招生引起，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学籍掉包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从表面看是民办高校的生源不足所面临的发展困境，而实质上是一些民办高校打着‘联合办学’‘合作办学’的幌子，搞利益分账。”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指出，在招生工作中，保障学生、家长的知情权、选择权是必须把握的底线。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春光指出，生源和招生指标是民办高校的生命线，每招一个学生就有一定利润，招得越多办学收益就越高。现在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招生计划完成率与学生报到率低，招生老师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招更多学生来补足，一旦指标完成不了，就打着合作办学的名义把指标倒卖给其他学校。

罗志敏建议，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高校招生自查自纠行动，除了核查是否存在学籍违规挂靠现象之外，还要重点就各高校招生计划的管理情况、招生录取手续的办理情况、招生信息的公开情况等进行核查，进一步细化招生、学籍管理方面的工作要求，把责任落实到人。对一些办学条件不达标的学校，要予以“关停并转”。

(记者 罗政、周畅、冯国栋、岳冉冉、杨静 综合报道）